飽受關注的北京出租車調價聽證會將于4月26日召開，聽證會的結果不僅關乎我們每一個消費者的利益，更將影響全市近10萬名出租車司機養家糊口的活計。在這個“關鍵”時刻，誰能反映他們的利益，為他們說句話？
“請問鹿獻民在嗎？”4月20日，記者致電北京出租汽車暨汽車租賃協會，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后，準備采訪即將參加聽證會的該協會副秘書長鹿獻民。
“在，稍等。”電話那邊，一陣耳語后，卻傳來了這樣的回答：“我們上級有規定，在聽證會之前不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記者怕電話采訪的誠意不夠，提出了親自拜訪、前去聊一聊的要求，但仍被拒絕，并被不客氣地掛斷了電話。
參加聽證會的25名代表中，北京出租汽車暨汽車租賃協會的鹿獻民，是惟一一個來自行業內社會組織的代表。在該協會網站的職責介紹中，有一條就是“為維護從業者、消費者的利益盡心盡力”，而從電話中，傳來的分明是“對上不對下”的口氣。真正的行業協會，應該是一個行業工作者的利益代言者，而在這次調價風波中，身處漩渦中心的出租車司機恰恰是最無助的一個群體。
無奈的抗議
回顧北京出租車調價的歷程，每當管理部門要提高出租車運價之時，司機們都是一片反對之聲，而且一定會給出相反的意見———降價。但奇怪的是，大多數司機的意見從來沒有獲得過主管部門的響應。
“你說還讓人怎么干？”北京市出租車司機黃師傅聽說1．6元／公里的出租車要調整為2元／公里時，對記者表示：“現在都拉不著活兒，再漲就更沒人坐了！”
據《工人日報》報道，出租車調價方案正式公布的第二天，邵長良、王學永等10名出租車司機來到北京市發改委表示反對漲價。
王學永稱，漲價后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出租車司機。如果漲價，30％的乘客會流失掉，空駛率也會增加20％，達到60％左右。根據有關部門給出的數據，北京出租車空駛率已經超過了40％，而司機們的感受則是約50％。
“乘客不坐了，空駛率加大了，司機的車份還是照樣繳，撤銷油補，等于司機要貼錢，而公司沒有受到一點損失。”邵長良認為，漲價取消了600多元的油補，公司將經營風險轉嫁到了司機和乘客身上，“這是不公平的。”
還有許多出租車司機擔心，漲價后，為了完成“車份兒錢”，工作強度增加，交通事故可能會增多。
“如果這次調價我就不干了，開‘黑車’去！”甚至有出租車司機這樣表示。由于開“黑車”不繳份兒錢，干一點兒掙一點兒，致使京城很多出租車司機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開上“黑車”。
“要是讓司機選擇漲價還是降份兒，司機肯定選擇降份兒。”黃師傅告訴記者，單位里的一個老哥們兒去年因病住院一個月，但公司沒免一分份兒錢，“無論什么情況，都得交份兒！為啥一年365天都沒有休息日呢？”
問題是，他們有選擇的權利嗎？
如此“代表”
4月26日舉行的聽證會，應該是一次機會，但即使是他們自己，也早就失去了信心。“說是公開聽證，最多就算個形式吧。我們也有話說，但只能和你說了。”黃師傅苦笑著說。
根據國家發改委依據《價格法》制定的《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聽證會代表應該具有一定的廣泛性、代表性，一般由經營者代表、消費者代表、政府有關部門代表以及相關的經濟、技術、法律等方面的專家、學者組成。
而像黃師傅這樣的普通出租車司機，是無論如何沒有機會參加這一聽證會的。他們對參加聽證會的出租車代表的“身份”也表示懷疑。
上周，從北京最大的出租車公司之一———首汽集團傳出消息，該公司已經確定，將由司機于凱———作為出租車司機的代表參與聽證會。
“太好了！越高越好！別說是兩塊，三塊四塊都沒問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于凱的回答讓人大吃一驚。大部分出租車司機認為，以于凱為代表的“行業精英”并不能代表廣大司機，因為于凱交多少“車份兒”至今是個謎，公司對此則諱莫至深。
于凱的“份兒錢”是多少無法求證，但圈子里共知的“秘密”是，作為司機楷模，首汽公司曾獎勵給他一套兩居室的住房。
或許出于避嫌，于凱的名字最終沒有出現在4月18日北京市發改委網站公布的《出租汽車租價調整聽證會代表名單》上，在那份25人的名單上，除了北京出租汽車暨汽車租賃協會的鹿獻民，還有4名出租車司機作為代表參加聽證會，他們是：翔龍出租車公司的胡永薪、北京銀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李希英、北京首汽股份有限公司的梁海晨和北京北汽九龍出租汽車有限公司的徐青。
記者并沒有采訪到上述司機，問黃師傅，他也只是搖頭，不知是不清楚，還是早就失去了信心。
缺乏利益代言人
現在的問題是，代表出租車司機參加聽證、與各方利益進行博弈的主體，都是單個出租車公司的代表，它們由于各自的情況不同，很難發出代表最多數司機利益的聲音；而作為惟一行業協會的代表，北京出租汽車暨汽車租賃協會又難以為行業從業者“盡心竭力”。
事實證明，出租車司機缺乏與政府和企業溝通的利益代表人，溝通渠道不暢通。出租車行業在很多地方都屬特許經營范疇，在準入門檻的障礙下，司機沒有議價能力，行業利益調整滯后。“北京市雖然有出租汽車暨汽車租賃協會，都是由出租車經營公司組建的，有的象征性吸納少數司機會員，不能代表大多數司機的利益。”出租車司機張平（化名）告訴記者：“出租車公司的工會，也基本是企業正式員工參加，出租車司機一般很難入會。”
很多學者就認為，在聽證會的組成人員上，應該有相當數量的代表行業利益的協會組織出現。在去年9月全國人大首次舉行的公眾聽證會———關于個稅起征點的聽證會上，我們發現惟獨少了類似協會、學會、商會這樣的社會組織。
中國政法大學王敏認為，公眾陳述人的職業和代表范圍雖然很廣泛，但卻僅僅限于個人，沒有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純民間社會組織的身影。“在各種決策過程中，社會組織不僅不應缺席，還應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他從兩個方面解釋社會組織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受時間、規模等客觀上無法克服的因素制約，能直接在立法聽證會上發言的聽證陳述人畢竟只能是有限的，個體的愿望和意見往往五花八門，而社會組織則可以利用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發揮意見整合作用，從而可以有效擴大公眾對立法的參與度，大大提高立法聽證的民主性和代表性。
另一方面，立法聽證會上的陳述，是一項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工作，陳述人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或不能進行充分的調查，或論證不夠充分，而社會組織可以發揮集體優勢，有組織、成系統地針對立法爭議問題展開調研，通過辯論實現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平衡。
雖然接受記者采訪的出租車司機，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漲價是“鐵定的了”，然而我們還是希望在今后的聽證中，能看到更多代表他們切身利益的社會組織的身影———因為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真正的“平衡器”。(記者 賈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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