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星：1941年生。現為北京大學地理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建設部專家委員會成員周一星。
記者:“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10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47%,作為長期研究中國城鎮化問題的專家,你怎樣看待這個目標?
周一星:這是國家第一次在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城鎮化率的目標,是繼“十五”計劃第一次把城鎮化作為國家戰略后的又一個新的舉措,說明國家對城鎮化的重視。47%的目標是可以接受的,如果2005年的城鎮化率是43%上下,那么未來五年達到47%,平均增長速度為0.8個百分點,不到1個百分點,相比1995年以來的每年1.43—1.44個百分點的超高速是一個比較理性的目標速度。我以1982年和2000年的城鎮化水平作為基數,根據國際上常用的城鎮化水平模型計算,預測中國2010年的城鎮化率的理論值應該在46.5%左右,所以我說47%是可以接受的目標。
對城鎮化未來發展的估計一定要建立在對現實城鎮化增長水平的正確分析上。從1996年以來,我國城鎮化率連續八年以超過1.4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對中國來說這是非常高的速度。因為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城鎮人口的統計口徑比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要大,我認為這樣的超高速度是在“五普”以后為了和以前的數據相銜接而做的數據修補中產生的,1995-2000年間每年1.4個百分點的增長中僅僅因為口徑修補就占了大約0.9個百分點,實實在在的增長大約是0.6個百分點。世界城鎮化一般的年均增長速度在0.3-0.5個百分點。
我通過理論預測和從經濟增長速度、就業崗位增加、城鎮建設用地增加三個方面的實際驗證,我的基本觀點是21世紀的頭20年我國的城鎮化仍然會以較快速度增長是肯定的,一年提高0.6-0.8個百分點比較正常,有把握實現,超過0.8個百分點就是高速度的,個別年份達到1個百分點是有可能的,連續多年超過1個百分點是超高速的、有風險的,連續多年的1.4個百分點是有水分的。在正式場合我給國家的建議是以0.8個百分點增長比較適當。這是我判斷47%可以接受的另一個原因。
記者:通過這五年城鎮化的發展,2010年中國的城鎮化情況會怎樣?
周一星:近于無窮大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與有限的城鎮吸納力是中國城鎮化的基本矛盾。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由于長時期的限制農民遷移,甚至一度讓城鎮人口反向流入農村,轉嫁城市的困難,結果,積累了過多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向城鎮轉移。如果201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既定目標,今后五年每年將需要有大約一千四五百萬的農村人口轉移出來。要讓這些人在城鎮有工作可做,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如果這一步達到了,那么下一個五年中我國就能實現基本城鎮化的目標,總人口的一半能享受到城市文明,經濟上也接近甚至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城鎮化的基本矛盾會有相當的緩解。根據我國的國情,考慮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能源資源的安全,也許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不必像有些發達的小國那樣,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那樣一路攀升,而可能在達到60%后就進入后期緩慢增長。
我學習“十一五”規劃綱要,認為中央對城鎮化的理解有了劃時代的進步,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十分深刻的影響。我國在建國后的前30年,不重視城鎮化,嚴格限制農民的遷移,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分散非農化的鄉鎮企業大發展時,又浪費了許多城鎮化發展的大好機遇,使城鎮化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過去只是把城鎮化理解為單純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發展問題,把城鎮化道路理解為是發展大城市還是發展小城鎮的問題。現在,中央是從全方位來理解城鎮化的豐富內涵,深入到了城鎮化的精髓。意識到了城鎮化過程首先是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解決城鎮化問題不僅是建設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問題,同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解決城鄉二元體制、縮小城鄉差別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問題。也就是說需要從多個層面來解決問題。通過擴大城市就業崗位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城鎮化的主要途徑,這是需要首先肯定的,但這并不是唯一途徑。城鎮化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從城市層面來解決,也需要從農村層面來解決。通過發展農村,改善農村生產和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的教育水平,可以減小農村人口對城市的沖擊,也有助于解決城鎮化的基本矛盾。城鎮化本來就是既有農民進入城市的直接城鎮化,也有改善農村生活、提高農民文化素養的間接城鎮化;既有看得見的城鎮化,也有看不見的城鎮化。中央下決心免除農業稅、普及農村義務教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應該把它們當作推進城鎮化戰略的實際措施。
記者:在今后五年的城鎮化進程中,你認為還應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周一星:自從“十五”計劃提出城鎮化戰略后,各地對城鎮化率攀比得很厲害,地方領導人把城鎮化率當作GDP、吸引外資的指標一樣,都是要考核的政績,一味盲目地提高城鎮化率,不少省份年城鎮化率增長超過1.4個百分點,有的中西部省份甚至超過2個百分點。其實城鎮化率并不是越快越好,它是由經濟發展水平和就業崗位的增加來決定的,過分強調城鎮化率,會有一定的風險。如果從農村分離出來的大量農民進入城市找不到工作,會帶來城市就業、治安、環境等一系列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有過教訓。好在前些年我國的超高速城鎮化是有水分的,真要有這么快是難以想象的。現在提出了城鎮化發展指標,雖然使大家有了明確的奮斗目標,但是我覺得更要謹防各地刮盲目攀比城鎮化率的風潮,要提倡實事求是,做扎扎實實的推進,不要玩數字游戲。
現在有人還在爭論中國的城鎮化是走大城市發展道路還是中等城市發展道路還是小城鎮發展道路。其實,這些觀點已經過時了。城市要發展還是要控制,根本因素不是由人口規模決定的。我和規模政策爭論、斗爭了20多年,城市規模和經濟效益是弱正相關關系,城市規模又是動態的,中國龐大的城鎮體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各有自己的作用,功能互補,都不能缺少,應該協調發展。現在國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以前“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大大前進了一步。
記者:那么你認為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是什么樣的道路呢?
周一星:這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還需要繼續研究和概括。我初步認為,從我國國情出發,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應該是城鄉關系良性互動的城鎮化,是速度、規模適度有質量的城鎮化,是多樣化因地制宜的城鎮化,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城鎮化,是市場經濟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的城鎮化。（記者 張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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