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立法的詳細情況我不了解，但我們電監會既然派出了同志參加，就一定會從我們的角度來爭取更多的內容，”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政策法規處吳姜宏處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雖然電監會的監督管理工作可能會與能源法沒有什么干系，但他們依然對這項工作表示重視。
1月26日，狗年到來的前三天，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稱發改委)透露，能源法起草組已經成立，我國能源法起草工作拉開序幕。
據了解，跨部門的能源法起草組，由發改委主任、國家能源辦主任馬凱擔任組長，國家能源辦、發展改革委、國務院法制辦、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科技部、農業部、商務部、國務院國資委、環保總局、安監總局、電監會、全國人大財經委、全國人大環資委和中編辦共15家單位為起草組成員單位，參與起草工作。
而在剛剛面世的“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全文近20處提到“能源”，在“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題目下的627個字中居然有長達223個字是對能源的描述，就足以說明問題。
“事實上，中國在能源立法上是遠遠滯后的。”中國法學會能源法研究會會長葉榮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危機生法 法解危機
回顧歷史，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關于能源立法的工作都是源于三十年前的那場石油危機。
20世紀70年代，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和經濟的發展，發生了世界范圍內的石油危機，世界能源供應形勢空前緊張。
有效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能源，壓縮石油消費，成為當時各國最緊迫的問題，促使各國開始能源立法的進程。1974年法國制定《省能法》，1976年英國頒布《能源法》，1978年美國頒布了《國家能源政策法》，日本于1979年頒布《能源使用合理化法律》。這些法規的頒布，對緩解能源危機、發展經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自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之后，我國對外石油依存度由1995年的7.6%上升到2000年的33.8%。到2020年，石油消費量最少也要4.5億噸，屆時我國的對外石油依存度最少也要達到60%，這使得中國的石油安全問題變得十分突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這樣闡釋。
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和消費國，但還缺少全面體現能源戰略和政策導向、總體調整能源關系和活動的能源基本法。
葉榮泗介紹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九五”以來，我國的能源立法得到長足的進步。《煤炭法》、《電力法》、《節約能源法》等法律以及一大批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相繼出臺，2005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可再生能源法》。
在愈發緊張的國際能源環境下，國家的能源戰略顯得尤為重要。
而2005年8月，美國剛剛通過的新的能源法—《能源政策法2005》，多達一千七百多頁，內容龐雜，可以說是建立了能源法立法史上一個新的記錄。
“美國新出臺的這部法律，可以說對我國政府的觸動比較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馮飛副部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這也是我國加快《能源法》制定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美國的這部《能源政策法》，不但內容非常充足，而且可操作性強，將各項政策目標盡可能量化，同時還制定具體的財稅措施、管理程序和獎懲辦法以利于目標的實現。
“而我國已頒布的法律都是原則性強而可操作性差，可以預見，《能源法》的制定目標將會更側重于操作，但是內容可能不會如美國的《能源政策法》般龐雜，會集中在一些比較重要的領域。”馮飛告訴記者。
“長期以來，我國過分倚重對能源和資源的政策調整，忽視用長期穩定的法律進行調整，而政策調整具有易變性、不穩定性和短期性，并且往往缺乏國家強制力的保障，容易被人忽視，得不到很好的落實。制定能源戰略也非常重要，但能源戰略在體現國家意志和國家強制力方面地位不夠，因此也需要制定能源法來加以保障。我國雖然已經頒不了一些能源單行法，但是也需要基本法”， 葉榮泗表述到。
“基本法解決共性和共通的、戰略性的、根本性的、長遠性的問題，解決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協調問題。基本法和單行法可以平行而不交叉，可以結合起來。現在制定能源基本法還可以應對愈來愈復雜的全球能源形勢，有利于消除其他國家拋出的‘中國威脅論’等疑慮，對外樹立科學發展的良好形象。”
“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一所大學有專門研究能源法的系所。現在可以找到的有關能源法規的論作僅有一本，國內研究能源法的專家寥寥無幾”，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局長徐錠明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不無抱怨的說。
實際上，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國內的大學中只有清華大學設有環境、資源與能源法研究中心，而其他各名校的類似研究機構都是在類似“環境法研究所”的機構中設置一些與能源相關的研究方向。
已經出現端倪的能源危機快馬加鞭襲來之時，我國關于能源法研究的人才卻顯得有些貧乏，也許這也正是國家召集十余個部委開“大”會研究的原因。
法律“可操作性”的前車之鑒
那么，將要出臺的能源法將有哪些突破呢？
日前，國家能源辦副主任馬富才在“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成立大會”上說：“能源法將涵蓋能源資源勘探、研究開發、生產運輸、貿易與消費、利用與節約、對外合作、能源安全與監管等諸多環節。”
馬富才說，《能源法》將建立能源節約和綜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法律規范，明確有關能源政策，建立能源安全與應急體系的法律制度，規范能源對外合作行為，以實現保障能源供給、促進能源開發、優化能源結構、維護能源安全、規范資源利用，加強能源合作。
顯然，我國目前的有關能源的法規是不能適應的。
實際上有關能源的法規制定工作，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從來沒有停止過。1983年9月1日水利電力部發布《全國供用電規則》，1986年1月12日國務院發布《節約能源管理暫行條例》，1986年10月29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核設施安全監督管理條例》，1987年9月15日國務院發布《電力設施保護條例》，近年，《煤炭法》、《電力法》、《節約能源法》等法律以及一大批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相繼出臺，而《可再生能源法》也是最近剛剛出臺的。
但是，由于涉及能源的法規牽扯面相對較大，其中的內容又長于原則短于操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愈發顯得無法起到必要的協調與監控作用。
“《節約能源法》規定的一些法律條款過于原則，可操作性差，監督體系不完善，盡管部分省市建立了節能監察機構，但由于《節能法》中未能對節能監督做出關門規定，也沒有明確省市節能監查中心等現有機構的法律地位，因此從總體上看，大部分地區沒有建立節能執法監督機構，一些《節能法》條款內容貫徹落實不到位或未貫徹執行，有法不依的現象依然存在。” 國家發改委環境和資源綜合利用司節能處處長徐志強在總結近年《節能法》實施情況時這樣表述。
“為什么過于原則？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具有操作性的條款上，各部門缺乏統一認識，導致長期扯皮而不能出臺，最后半途而廢。”葉榮泗針對此事說。
而現行法律的實施不力也是普遍問題，能源法律也概莫能外。去年被媒體熱炒的“能源警察尷尬事件”就很明顯的點出了這種問題。執法部門職能不明確，管理松散，執法工作具體條款規定的模糊和缺失實際上已經把一個法律變成了一個指導性文件，效力極大削弱。
目前十五部委的聯合立法，也許可以帶來更和諧的協調效果，從而孕育出空前“標致”的法律。但值得擔心是，各部門的協調工作是否有那么柔滑如絲，從而影響立法工作的進度，或者等來的又是一部“原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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