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轉移固然是經濟規律，但如果聽任污染產業一輪輪一級級地輾轉遷徙，最后的結果將是中國大地都被污染一遍
★本刊記者／李楊
不久前結束的蘇北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媒體發現，絕大多數投資者來自蘇南，他們開列的項目清單中，化工、印染、金屬電鍍等污染較重的行業占有相當的比重。其中，僅太倉市擬向蘇北轉移的19個項目中，污染隱患較大的項目就占了一半。
“受到環境容量、土地成本等因素限制，這些項目在蘇南已無立足之地了。”蘇南人士在洽談會上坦言。
這是《江蘇經濟報》和《新華日報》的報道中透露的信息。對此，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李迪華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經濟發達地區把污染嚴重的產業或企業轉移到落后地區，稱為污染轉移。在中國，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近20多年的時間里。他舉例說，上世紀80年代，上海的一些污染較大的企業紛紛轉移到蘇南；而近年來蘇南經濟發展了，環境門檻提高了，污染企業又相繼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蘇北和皖南地區落腳。
污染轉移并非中國特有的現象。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相繼制定了較高的環境標準，逐漸將污染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1984年12月3日，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市郊開辦的農藥廠發生爆炸，劇毒化學物泄漏，僅幾天就導致近兩萬人死亡，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成為世界環保史上國際間污染轉移的典型案例。
浙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錢水苗撰文介紹，日本污染產業在外國投資中有三分之二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美國僅80年代初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就有35%危害生態。上世紀80年代初，美、日等國以及中國港澳地區的化工、電鍍、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嚴重行業，相繼落戶大陸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
污染遷徙的三個路徑
在中國，污染遷徙大體有三個路徑。
第一個路徑是污染西遷。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易聲說，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工業產值東遷而工業污染西移。1986年，中國東部和西部工業產值分別占全國的59%和41%；到1995年，分別占64%和36%。10年間，工業產值向東部“遷移”了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標志污染程度的兩個主要指標——化學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卻都向西“遷移”。1986年，東部和西部的化學需氧量排放各占一半，二氧化硫排放的相應值為48%和52%。到了1995年，東部、西部的化學需氧量排放分別演變為43%、57%，二氧化硫變為45%和55%。10年間，化學需氧量排放向西“遷移”了7個百分點，二氧化硫排放向西“遷移”了3個百分點。
有鑒于此，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經貿委在2000年聯合發出《關于禁止向西部轉移污染的緊急通知》，嚴禁發達地區的污染企業借“西部大開發”轉移到西部地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員周宏春說，近年，江蘇、浙江、廣東等東部省份的高污染企業紛紛到安徽、四川、貴州等西部地區落戶，造成當地環境污染。
周宏春的話在多篇媒體報道中得到證實。據《中國環境報》報道，安徽省合肥市周邊的工業園區就有很多從東部省份招來的污染企業。由于排污失控，已將投資8億元修建的大房郢水庫污染，水庫供水被迫無限期推后。據新華社報道，成都海關的一項調查表明，近年來，高污染、高耗能的項目正在從沿海向四川轉移……
第二個路徑是，在同一區域內，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污染。
以廣東省為例，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國梅說，當廣州市和深圳市企業經營成本不斷上升的時候，兩地一些工廠就向臨近地區轉移。近年來，經濟相對落后的廣東省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不斷承接來自珠三角地區的污染項目，局部地區的生態惡化趨勢越來越嚴重。在廣東各大中城市，國家明令停業的15類嚴重污染的小企業已逐漸絕跡，不少廠商卻把它們搬到了偏遠山區。
第三個路徑是，從城市向農村遷徙。
中國環境科學院研究員曹東主持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全國各大城市基本都實行了工業污染搬遷的做法。以北京為例，日前，北京市發改委承諾，2008年之前，污染企業將全部遷出五環路，落戶到五環以外的農村。
“城市產業的每次升級，都伴隨著農村工業的立即躍進。但如果搬遷企業不能很好地結合技術升級，那這種做法在減輕城市環境污染的同時，只能造成新的農村污染。”曹東說。
“綠色通道”與“黑色通道”
很多環保人士認為，污染遷徙現象日趨嚴重，與一些地方政府官員頭腦中的GDP崇拜密切相關。
一些官員為了在短時間內出“政績”，出臺許多“優惠”政策，開辟了招商引資的“綠色通道”。而這些“優惠”，有時也會包括環境，從而使“綠色通道”變色為“黑色通道”。
《經濟觀察報》的記者在廣東省清遠市曾看到這樣一則招商標語：“門檻一降再降，成本一減再減，空間一讓再讓，服務一優再優”。這個門檻也包括指環境準入標準。落戶這里的皇馬陶瓷有限公司總經理吳龍華對記者說，由于存在污染，公司總部所在地的佛山西樵鎮不允許擴大產能，他們才到清遠來，并得以享受每條生產線每年交定額稅100萬元的優惠。
國家環保總局的一份調查報告稱：“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發展經濟的愿望非常強烈，但又沒有條件發展技術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污染少的產品，只有接受被發達地區淘汰的產品、技術工藝和設備。”
“高科技企業根本招不來呀！就是污染企業，也是搶來的。”周宏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李迪華說，除了地方官員的GDP沖動之外，造成污染遷徙的另一個原因，是地區經濟落差的因素在起作用。就全世界情況來看，國際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粗放型企業和污染企業逐漸從發達國家和地區向不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而后者在自身經濟獲得發展之后，又將這些類型的企業向更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這是一個普遍的經濟現象。在產業梯度轉移的同時，污染也從高到低一級級地遷徙。
要“溫飽”還是要“環保”
接受記者采訪的人中，沒有人公開認同發展經濟就應該犧牲環境，也沒人支持“先污染，再治理”的做法。但記者注意到，一些官員和學者在字里行間也表露出一種無奈：沒有“溫飽”哪來“環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的研究人員蘇楊撰文指出，人的需要是分層次的：基本生存需要、生活需要、發展需要。這三個層次從低到高，有先有后，只能逐步解決，不好跨越。因此，西部一些地方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就難免“饑不擇食”。他認為，中國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中期，西部恐怕還只輪得上干“更臟的活”。
對此，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副會長楊東平認為，“先污染，后治理”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生態惡化和破壞是不可逆的，一旦發生將難以挽回，花多少錢也無法改變。2006年，“自然之友”編寫的《環境綠皮書》指出，污染十分嚴重的淮河、滇池的治理，積十年之時，花百億之金，成效至今仍不明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國家環保總局一份生態狀況調查，證明了楊東平的觀點。調查表明，僅西部9個省區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占當地GDP的13%，相當于甘肅和青海兩省的GDP總和。
一些學者強調，這些問題與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關。
吳敬璉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等著作中指出，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粗放增長、片面追求規模；二是不管適合與否，各地都爭相發展重化工業。吳敬璉認為，從大局來看，污染嚴重與上述兩個問題相關，并且成為一個長期的困擾。
“自然之友”的《環境綠皮書》評述道，近年來污染排放嚴重反彈以及污染轉移的背后，是由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出現了過度重工業化的迅猛勢頭。資源密集、能源密集、污染密集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等行業發展過快，重新進入傳統工業化高能耗、高污染的“黑色”發展模式。
在這一態勢下，污染密集產業由于在沿海發達地區受限，只能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如果聽任污染產業一輪輪一級級地輾轉遷徙，最后的結果是中國大地都被污染一遍。這顯然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結局。
而防止污染轉移的對策,周國梅、曹東等學者引用國際間的慣常做法提出，在當前情況下，一個可以采取的應急措施，是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防止污染企業未做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就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本著“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收益、誰補償”的原則，由財政部門會同環保部門，開征生態環境補償費，用于恢復生態環境和防治污染，將現由政府和居民共同承擔的污染后果及治理成本，轉化為污染企業的經濟成本，從而提高環保門檻。(本組報道得到南京大學學生記者團師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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