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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下奢侈品牌的親民營銷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2010 年 04 月 16 日 
關鍵詞: 奢侈品牌 親民 奢侈品行業 美劇 Theda Net-a-Porter 品牌代表 品牌管理 品牌文化 品牌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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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成本控制蔚然成風的奢侈品行業,有三件事是奢侈品牌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同時依然舍得投下重注的,一是高調的營銷活動以維持品牌高端形象,二是打造品牌網絡社區,強調與消費者的互動與分享,三是在中國市場上的進一步擴張,并在產品和營銷策略上愈發“量體裁衣”,迎合中國消費者的喜好。不管是哪一種做法都體現了奢侈品牌集體放低姿態,以更加親民化的舉措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雖然金融危機的爆發對這三大趨勢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但它們并不都是經濟不景氣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奢侈品牌未來在中國乃至全球生存發展的必要武裝。

2010年度《新財富》“資本圈最推崇的奢侈品牌排行榜”上,最大的變化并不是不同類別品牌座次的變動,而在于奢侈品牌內涵最重要的組成要素中,處于第三位的“質量保證”一項被“品牌名聲”所取代—選擇后者的資本圈人士比上年增加了6個百分點,從候選的六大要素中的墊底位置一躍而上,而悠久歷史和工藝精良依然穩坐頭兩把交椅(圖1)。

這樣的結果看似有些意外,但仔細想來,卻與經歷了金融危機洗禮的各奢侈品牌過去一年的策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為了留住以往一擲千金的消費者,財務表現再不盡如意,不管是要關店還是要裁員,事關品牌形象的廣告營銷預算都是各大奢侈品牌最不愿意削減的。歷峰旗下品牌一共關閉62家門店,寶格麗的香水改用成本較低的瓶子與外包裝,不論是大集團還是獨立品牌,幾乎每一家都想著減少庫存、擠壓供應商來維持自己的現金流。巴寶莉(Burberry)也采取了異常激進的成本壓縮,關閉了一家工廠并裁員500人;而另一邊,由電影《哈利波特》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瑪·沃特森(Emma Watson)擔當代言的品牌推廣活動依然高調,并且還在2009年秋重返“倫敦時裝周”,舉行了盛大的時裝發布和酒會。

巴寶莉當然不會是唯一一個一邊努力勒緊褲腰帶,一邊頻繁舉行各種營銷、推廣活動的奢侈品牌。要想讓消費者充分認可奢侈品牌的高品牌溢價,工藝、技術、材質、歷史、產地都只是先天條件,還需要富有創造力的演繹把這些信息傳遞給消費者。在被各式各樣的折扣活動疲勞轟炸了一整年之后,奢侈品牌顯然很清楚一貫高調的廣告和推廣對維持品牌高端形象的意義。 LVMH集團總裁伯納德·阿諾特(Bernard Arnault)指出,金融危機后,奢侈品行業的競爭會愈發激烈,不過競爭并非是由品牌增加而導致,而是因為消費者對投向奢侈品的每一筆錢都會變得更為謹慎。經濟大環境與消費者心理的變化都讓奢侈品牌審時度勢,在保持產品高質素的同時,以阿諾特“奢侈DNA”的理論為基礎,衍生出新的策略。而最新的關鍵詞即是“親民”—與過往的高高在上不同,奢侈品牌集體放低姿態,努力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

不管是與大眾品牌的合作還是跑步進入互聯網時代,雖然金融危機的爆發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但這些并非都是經濟不景氣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奢侈品牌未來在中國乃至全球生存發展的必要一環。畢竟,商業上的成敗是檢測一個奢侈品牌成功與否最重要的標準,無論是售賣2元一瓶的礦泉水還是10萬元起跳的百達翡麗手表,商業運作的最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盈利,企業對品牌經營和品牌管理的投資最終也是服務于相同的目的。不論多高價、多稀有、多特別的商品,只有有人愿意埋單,其對奢侈品牌的意義才能得以真正體現,沒有一個奢侈品牌會愿意承受無人問津的“高處不勝寒”。

牽手大眾品牌

從愛馬仕到LV再到卡地亞,奢侈品牌在各自的主打產品之外都推出了香水、錢包等價格相對較低的入門級產品,而阿瑪尼更是擁有針對不同檔次消費者的六個品牌,從定制時裝到大眾品牌一網打盡,而無論哪種做法都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即爭取更多的消費群體,做大品牌規模。而最近幾年,又多了一個方式,為大眾品牌設計限量版的平價系列。

2009年11月14日,由著名鞋子設計師 Jimmy Choo(周仰杰)與 H &M合作設計的鞋履和手袋系列其在國內店鋪發售,引發上海、北京、杭州三地消費者的搶購熱潮,甚至有瘋狂的粉絲半夜就到店門口排隊。在H&M遍布全球的門店里,這樣的場景普遍存在。作為已故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子設計師,周仰杰因美劇《欲望都市》而名聲大振,同名品牌的高跟鞋平均售價在500美元以上。而在其為H &M所設計的平價系列中,最貴的一雙過膝細跟長筒靴為345美元,平均定價在90-200美元之間,而手袋和飾品的價格更是只有Jimmy Choo品牌的1/10左右。

事實上,周仰杰已經是H &M合作的第七位高端品牌的設計師,香奈爾總監拉格菲爾德(Karl Lagerfeld)、日本女設計師川久保玲( Comme des Garcons )、設計師羅伯特·卡沃利(Roberto Cavalli)都曾與其牽手,并且同樣獲得了在全球范圍內被哄搶一空的“禮遇”。而另一位曾與其合作過的麥卡托尼(Stella McCartney)2009年又再度為美國休閑品牌 Gap操刀設計嬰兒及兒童服裝。

整體而言,這樣的行為偶爾為之,對設計師所服務的奢侈品牌來說是場無傷大雅的“游戲”,不僅短時間內獲得了極高的曝光率、積攢人氣,并且也極有可能趁勢擄掠一批新的擁躉。事實上,奢侈品行業的分析師普遍認為,與奢侈品牌直接推出較為低端的商品相比,和大眾品牌聯手推出限量的平價系列對品牌形象的負面影響來得更小。不過,細觀之下不難發現,與大眾品牌合作的設計師多數時尚氣息濃重,歐洲老牌奢侈品牌鮮有采取類似做法的,對產品品質的追求和對品牌文化的尊重依然是他們最為看重的。

跑步進入互聯網時代

在金融危機的催化下,曾經視電子商務如洪水猛獸的奢侈品牌,仿佛在一夜之間轉變,以異常開放的心態對待互聯網。連寶詩龍(Boucheron)這樣的珠寶商也開始在網上“叫賣”,讓顧客可以足不出戶地挑選寶石或是進行其他個性化的定制。不過,2009年,互聯網對奢侈品牌而言最重要的功能則是通過網絡社區,實現與消費者的分享與互動。LV、Dolce &Gabbana 和Alexander McQueen都把2009年的秋季時裝秀搬上了網,網絡社區 Facebook和微型博客 Twitter上每天充斥著有關各個品牌的新聞與圖片,而時尚博主們也受邀坐上了秀場的第一排。奢侈品牌終于放下一直端著的架子,跑步進入互聯網時代,開始身體力行地拉近與消費者、尤其是年輕消費者之間的距離。

一個最典型的例證就是,這一年里奢侈品牌扎堆涌入了蘋果手機的應用軟件。香奈爾、Dolce &Gabbana 、Fendi 都相繼推出了應用軟件,消費者不僅可以在蘋果手機上查閱品牌每家實體門店的詳細地址、了解與品牌相關的時尚資訊,更可以欣賞最新一季的時裝發布、甚至直接向設計師提問。香奈爾和 Fendi 都嘗試性地在應用軟件上發布了時裝發布會后臺準備過程的片段,以此來博得消費者的歡心。而另一些品牌的軟件更多是以娛樂為主,例如 Gucci的應用軟件更像是一款讓消費者自行編曲的小游戲,而珠寶品牌梵克雅寶(Van Cleef and Arpels)的軟件上呈現的則是一段有關浪漫巴黎的視頻。目前來看,奢侈品牌的這一招讓消費者頗為受用,時尚奢侈品購物網Net-a-Porter的應用軟件于2009年7月發布,不到半年時候就被來自65個國家的蘋果手機用戶下載超過100萬次。更重要的是,一款簡單的應用軟件開發成本僅為10000美元,而功能較為復雜的不過25000美元,對奢侈品牌而言絕對是花小錢干大事的劃算生意,也順應了經濟危機下控制成本的需要。

還有一些品牌則走得更遠。阿瑪尼搭建了一個手機電子商務平臺,巴寶莉更是推出了專門的社區網絡“風衣的藝術(Art of the Trench)”,不僅邀請當下熱門的街拍大師拍攝世界各地穿著自家明星產品風衣的時尚人士,而且消費者還能在網站上“曬”一下自己的風衣搭配,并對他人的照片發表留言、品頭論足一番。巴寶莉希望借由社區網絡來維系品牌與已有消費者之間的紐帶,同時吸引年輕時尚的潛在消費者。

中國:從招攬到討好

另一個讓遭受金融危機沖擊的奢侈品牌不吝砸下巨資的自然還是中國。隨著2008年中國以 86億美元的消費成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中國已經完成了從奢侈品亞洲市場支點向全球支點的進階。而到了2009年,美歐等成熟市場的奢侈品消費依然困于負增長,中國市場卻繼續高奏凱歌,預計仍將保持10%以上的快速增長。中國在全球奢侈品市場上地位的提升,促使奢侈品牌對中國消費者的態度急速轉變。

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越來越多的歐美奢侈品牌期待在中國市場上淘金,在先期到來者仍在對消費者進行教育與培養時,市場競爭加劇卻已是不爭的事實。波士頓咨詢公司的調查顯示,截至2008年底,內地市場目前的奢侈品銷售點中,有53%都是在2005-2008這三年完成布局的(圖2),而2009年的步伐更是有所加快。如今,上海和北京兩個城市人均擁有的奢侈品銷售點數量已經與紐約和芝加哥的水平相當,而如果單以鐘表的銷售點來衡量,國內兩大城市的人均銷售點保有量甚至略高于發達國家。并且,奢侈品牌的戰火已經越來越呈現向二、三線城市轉移的勢頭。奢侈品牌之間更為激烈的競爭體現在,中國消費者缺少其他市場消費者所共有的品牌忠誠度。因此,奢侈品牌需要更頻繁、更貼合中國消費者的營銷活動來不斷提醒消費者自己獨特的品牌形象。

兩廂作用之下,奢侈品牌一邊加緊完善在中國的網點布局,一邊調整營銷策略。范思哲于2009年10月撤離日本市場,計劃投資5600萬美元重新布局亞洲市場,把重心轉移至中國。2009年12月底,LV在中國市場的第24家門店在長沙開張,與在19個城市擁有28家門店的Gucci一樣,全部為集團直接掌控的直營店。LVMH集團的財報顯示,2000-2009上半年,最明顯的兩個趨勢就是日本市場的逐漸隕落以及由中國領銜的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崛起。2009年上半年,只有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實現了店鋪數量與對集團收入貢獻的雙重增長,其中,絕大部分的貢獻顯然來自中國(圖3、4)。如果從服飾皮具類商品的收入區域分布來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圖5)。

與扎堆涌入中國的情況一樣,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奢侈品牌對中國消費者的重視程度已然進入上升通道, 金融危機的爆發只是讓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尤其是對許多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進入中國市場的奢侈品牌來說,其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如何讓中國消費者心甘情愿地埋單,而是如何使中國消費者感覺到自己備受重視,甚至具有優先權,從而持久地為品牌支付高溢價。

進入中國市場之初,奢侈品牌大多把品牌在國際上的既有形象和營銷策略直接移植到中國,用一個有關“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來介紹自己,以高昂的價簽和坐落于五星級酒店內的門店幫助中國消費者樹立起“奢侈品=金錢+地位”的標桿。在未實現收支平衡之前,這些門店更多地充當著傳遞品牌形象的“櫥窗”作用。

如今,奢侈品牌已經越來越花心思“量體裁衣”,不僅深度挖掘各個區域市場甚至城市間流行趨勢、消費習慣間的差異,也開始迎合中國消費者的喜好,從最初的敞開大門、自等客來到施展渾身解數收買人心。不管是不斷現身的亞洲最大旗艦店和中國限量版手袋,還是與全球同步發行的最新一季產品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而像保時捷一樣,把其60年來首款四門跑車全球發布會放在中國的品牌更是不勝枚舉,2009年底香奈爾就在上海舉行了一場名為“巴黎-上海”的時裝發布會。與此同時,奢侈品牌不僅在紙媒上大肆推廣,還把廣告高調地做上了電視甚至互聯網,2008年,LV誕生150年來的首個電視廣告在內地多家電視臺投放。而在奢侈品牌最為拿手的事件營銷上,愛馬仕的“絲綢之路”展覽、 Fendi 在長城上舉行的時裝發布會,以及卡地亞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行的“珍寶藝術展”,都選擇了把品牌形象通過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相結合的方式傳遞給中國消費者。

阿諾特的“奢侈DNA”

與賣出一罐可口可樂或是推銷一臺蘋果電腦不同,奢侈品牌營銷需要一些與眾不同的催化劑,讓消費者心甘情愿地以5000元的價格將可以用500元買到、具有同樣遮陽效果的太陽鏡收入囊中,并使奢侈品的高價在其受眾眼中變得合理,而且是帶著景仰和膜拜之情的合理。

對這一點,一手締造了全球第一大奢侈品王國LVMH集團的伯納德·阿諾特自然是個中高手—通過挖掘品牌歷史、委任合適設計師、強化質量控制和流通渠道以及制造市場熱點等一系列運作來強勢打造鮮明的品牌DNA。他在奢侈品打造上的長袖善舞,不僅讓LV高達45%的經營利潤率幾乎兩倍于同業平均水平的25%,更為自己的王國推出了接二連三的明星品牌。在2008-2009年《新財富》“資本圈最推崇的奢侈品牌調查”中,LV連續兩年蟬聯第一,而在2010年度的評選中小幅下滑至第二位,僅位于奇貨可居的愛馬仕之后。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阿諾特通過將“奢侈DNA”成功復制到中國,讓LV這個普通字母的組合在今天的中國儼然成為奢侈品的代名詞。

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LV品牌的重新崛起,就得益于阿諾特的“奢侈DNA”,也是迄今最經典的案例之一。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期的LV,盡管保持了一貫的做工精良與高昂售價,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乏善可陳的設計已經讓其淪為了“媽媽級”的選擇。

轉折發生在1997年阿諾特聘任來自紐約的年輕設計師馬克·雅克布斯(Marc Jacobs)開始。這位帶著上城雅痞和下城街頭藝術家氣息的設計師把LV的品牌歷史與現代氣息糅合在一起,推出了一系列手袋。打頭炮的“涂鴉”系列和與日本設計師村上隆合作的“白彩”系列,如今都已成為LV除卻經典的字母Logo之外,最為人所熟知的品牌代表標識。除此以外,與美國著名涂鴉大師斯蒂芬·斯普勞斯(Stephen Sprouse)和流行文化藝術家理查德·普利斯(Richard Prince)的合作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把手袋包裝成藝術品。在脫胎換骨的外表之下,阿諾特一如繼往地堅持對產品品質的執著,甚至手袋左右兩側的走線針腳都有專人負責點數。

顯然,阿諾特并不奉行“酒香不怕巷子深”。在成功打造產品的基礎之上,他綜合運用平面廣告、名人贊助、公關活動與限量販售等營銷手段,一面盡可能地增加品牌曝光率,一面維持高端形象。更主要的是,在成為城中熱議話題的同時,LV的專賣店里也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潮,營業額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區區5400萬美元一路攀升至2008年的192億歐元。

在阿諾特的LV“名人錄”上,“拉丁天后”珍妮弗·洛佩茲(Jennifer Lopez)、好萊塢影星烏瑪·瑟曼(Uma Thurman)這樣的娛樂圈代言人是常客,同樣也有類似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等昔日政界精英,2010春夏系列則由當紅超模勞拉·斯通(Lara Stone)替代歌壇大姐麥當娜。而贊助、支持藝術展覽、青少年藝術活動更是阿諾特屢屢運用的招數。與此同時,他總是不惜砸下重金,打造熱門話題。在2004年重新修繕位于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旗艦店時,花費150萬美元制作了兩個巨大的招牌旅行箱,架在旗艦店的大樓外面,賺足了過往行人的眼球。這一招在上海衡隆廣場的LV專賣店被如法炮制,讓尚在裝修中的LV店鋪成為當時時髦的談資。

不過,深諳“放長線釣大魚”精髓的阿諾特,在品牌營銷上最經典的招數當屬每季推出的限量版手袋。定價高達5550美元、由駝鳥皮和綢緞制成的白彩Theda手袋,最初只在美國第五大街的LV專賣店發售,而整個英國更是限量發售10只。在該款限量版手袋正式上架的幾個星期后,倫敦和紐約的專賣店里都積累了長長的等候購買者名單。2009年推出的經典款改良版“涂鴉”Speedy 30同樣成為了品牌擁躉競相追逐的對象,這一年的情人節里,“我不要真玫瑰,只要一朵印在LV手袋上的假玫瑰”成了MSN上的流行簽名。由于產量嚴格控制,這樣的限量作品顯然不是拿來賺錢的,不過卻是激發女人嫉妒心的最佳“誘餌”—無緣抱得其入懷的消費者在失望之余往往會以其他觸手可及的LV手袋取而代之,哪怕是一條皮帶或是一個胸針也能稍稍安撫失落的心情。

(本文來源:新財富 作者:周瑩)

來源: 新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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