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心理折射出社會環境問題
高晶考查孩子的成長，首先從心理學去分析，其中學習動機是一個大問題。他到學校問孩子：“為什么學習？”小學生說不清。再問：“你長大要做什么樣的人？”初中生說沒想過。又問：“高考填志愿誰決定？”高中生說媽媽決定。高晶感嘆，在現實的大環境下，很多家長對孩子成長的標準就一條——“考上大學就是好樣的，考不上這輩子就完了。”
吳洪健遇到過這樣的案例。有個女大學生覺得上學沒什么意義，說自己“承受挫折的能力差，學的專業是我媽選的，上學不能交男朋友，也是我媽的意思”。吳洪健說，這些孩子心理年齡比生理年齡小，多是因為從小家長管得過多，老不放心，一直替孩子做這做那，這個孩子即使長大也會覺得自己很沒底氣，得依賴家長。
吳洪健有一個心理咨詢機構，專門針對學生的心理問題做一對一的輔導。她說，人的性格和人格在六七歲就有了一個大體的框架，到了大學跳樓自殺，不會是一時沖動，而是一種自我意識的積累，這個自我意識中內化著家長的許多感受。家長和小學、中學教育忽略孩子人格發展的結果，是孩子形不成一個良好的自我價值，即使讀過大學也沒法適應社會。
除學校教育的因素，吳洪健通常需要家長來配合治療。“因為許多家庭的基調是家長控制孩子，孩子也會潛移默化地學到這樣的行為。所以我要提醒家長，人做了家長，孩子也在成長，家長要面對很多價值觀的沖突，只有不斷學習才會成為成熟的家長。”她與北京市朝陽區教委合作在學校開展親子培訓，請家長和孩子共同參與。吳洪健強調，家庭給予孩子的東西，在孩子以后的成長中是會呈現出來的。
周湘斌提倡把存在心理問題的孩子從家庭放到社區的正常環境里，給他們提供專業的正規幫助和社區服務。所謂正規幫助就是通過學校的社會工作，開展家庭輔導，幫他們重新建立親子關系。周湘斌說，對矯正中的未成年人提供的社會服務，現在基本上是沿襲少管所式的隔離教育，這些孩子回到社區許多又重新出現問題，說明隔離式矯正無法解決問題。應該從家庭著手，把家庭和孩子都放到正常環境里，除了對這些孩子提供心理學層面的專家式輔導和服務外，還有必要提供大量專業的社會服務。
回歸“學生需要”的視角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系主任許莉婭副教授認為，通常從思想政治這個角度講的青少年教育，其內涵有知識的給予，也有“我要改造你，因為你是錯的”意味，前提就帶有對青少年的某種否定，“社會工作的視角則不同，我們會把孩子的一些狀況、處境看成是他的一種需要，然后我們去給他提供這種需要。”
她在青少年服務的培訓項目中，經常為大學生做團隊輔導和個別輔導，在團隊游戲中促使團隊成員獲得更多的群體經驗。她說，與服務對象建立一種信任關系，可以使服務效果達到最好——“如果你得不到他的信任，你的信息就不會通過他的大腦去琢磨，更不會促使他身體力行，建立信任關系的目的就是讓孩子接納你。”
“首先你得接納孩子。”一些父母求教怎樣引導孩子，許莉婭的回答是，“這取決于父母的價值觀，如果你認為孩子是多事的鬧事的，強迫孩子實現你自己的理想，我再怎么教你技巧都不會有效果。
在許莉婭看來，“問題學生”這個已經司空見慣的概念不妥，一是可能會把青少年標簽化，二是可能會針對人而不是針對問題，三是可能是對人的一種否定。青少年本身就逆反，“你把他從大的群體分離出來，他就會抗拒，讓他消化你的想法就非常難。”
許莉婭認為，如果把孩子的問題當作成人問題的反應，就會針對問題而不針對人。把問題與孩子剝離開來屬于一種后現代的助人模式，孩子會覺得“我這個人，你是認同的，只是我的行為有一些問題，你來幫助我，我愿意接受”。把學生的問題當作需要會更好一些。
許莉婭說，當一個人被貼上負面標簽時，自覺不自覺就會朝標簽方向發展，這時如果指出優點，他心里的感受就截然不同。懷疑就是病態的表現之一，尤其是中國的父母特別敏感于孩子的缺點，即使孩子考了95分，父母往往只分析為什么失掉了5分。最要命的是往往把一個人的問題從環境中抽離出來。正確的做法是對學生個人的評估“以問題評估為本”，關注學生處理問題的能力和自我決定的過程，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能力，要給學生傳遞“你是有能力的”理念，以此激活他們的潛能。
不剝奪孩子的權利
“尊重是我們社會工作的一個價值核心。”許莉婭不會忘記那一堂課：她讓全班同學閉上眼睛，回想自己從小到大不被尊重的最深的經歷，結果居然都是在學校受過老師的羞辱。有個學生說：“我犯了錯，老師叫我出教室，然后把門一關，用樹枝抽打。”還有學生說：“一次我上課遲到，老師叫我舉起雙臂整個身子貼在黑板上，就像電影里警察用槍抵住壞蛋后背。”許莉婭噙著淚問：“你們的家長知道嗎？”學生們的回答令人心酸：“受到什么委屈都不能讓家長知道。”
許莉婭說，很多家長并不了解孩子在學校可能被羞辱過，更不知道羞辱對孩子人格的健康成長會有怎樣致命的影響。人格象征權利，每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也是與生俱來的。中小學都有班主任、思想品德教學、后勤保障、心理治療、共青團少先隊這五大系統，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向學生提供幫助，恰恰是學生在學校的基本權利被剝奪時，沒有誰來提供幫助。社會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服務，就是維護服務對象的權利。美國耶魯大學有個學生法庭，學生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會有律師免費為他辯護。人格在倫理的意義上還與利益相關，尊重學生的人格，就要尊重他們的利益、他們的需要。尊重的底線是不羞辱、不詆毀、不嘲諷，進一步才是接納學生、關愛學生。
許莉婭通常讓學生寫三個問題——我有什么優點，我是什么樣的人，我能做什么。目的是讓他們發現自身的優點，懂得如何挖掘自身優勢，給自己一個客觀的評價，學會客觀地看待自己和對待自己。
把系統論生物學的一個觀點引入自己的青少年社會工作——對學生的了解和評估做到“三個面向”，構成了許莉婭“人在環境”教育培訓框架的亮點：
一是生命面向。有個孩子學習一直上不去，后來發現他聽別人說話總是側著頭，到醫院一查，他的一側耳朵聽不見任何聲音，醫生說這種狀況持續了七八年，可媽媽卻沒注意到。還有個8歲的孩子出現嘔吐，家長沒有重視，等到嚴重時去看醫生，被確診為腦癌，從發病到去世僅僅兩周。所以，孩子的生命需要父母時刻關注。
二是心理面向。有的孩子問題出在認知，有的出在意志，如果他知道要好好學習，但沒有毅力，就可能是因為情感方面的障礙。
三是社會面向。影響孩子的環境系統有家庭教育、家長與老師的互動等。
許婭莉說：“幫助孩子樹立自信時，一定要從這‘三個面向’多了解他的信息，這方面的個性化介入要比單純心理介入廣泛得多。”(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