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夢想都不平衡了”
“父母們怎么就盲目到了無知的程度，居然個個深信并接受如此違背天理常情的教育方式呢？”池莉在書中發問。
鄭毅給出答案：社會風氣的鼓動。
作家余華在小說《兄弟》的后記中寫道：“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40年就經歷了。”
這句話被認為準確道出了普通中國人的切身感受而流傳甚廣。余華本人也因為《兄弟》而應邀出席2007年中德心理治療大會，就中國人的心理變化發表演講：“我們生活在現實和歷史雙重的巨大差距里”，“歷史的差距讓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歐洲四百年的動蕩萬變，而現實的差距又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同的時代里去了。”
他舉例說，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中央電視臺在六一兒童節期間，采訪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最想得到什么禮物，一個北京的小男孩獅子大開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小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個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連夢想都不平衡了。”余華說。
跨越發展、一夜成名暴富等所謂“成功”故事在民間口耳相傳。對名利的追逐搞得成年人都心態失衡，更何況缺乏判斷力、鑒別力的新生代。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發表評論：“成功這個概念是非常惡劣的。”在他看來，年輕人認為的成功，“無非就是坐著奔馳寶馬、包著二奶、住著豪宅。”
在通往“成功”彼岸的獨木橋上，只有非常少的“驕子”能夠爭取到最后所謂的成功，而大多數孩子則不斷體驗著壓抑和失敗。
“壓抑、失敗這樣的負面情緒，對孩子的影響非常大。”鄭毅說。
有的孩子躲進虛幻的網絡世界，在網絡游戲、網絡交友等的麻醉下不能自拔，致使學業荒廢、親情隔膜，甚至違法犯罪。2006年新華社的一項調查披露，全國染上網癮的青少年已經超過1000萬人，還有近1000萬名青少年正在出現網癮癥狀。
也有孩子選擇自殺。2005年，寧夏銀川市13歲的小學畢業生秀秀服毒，在留給父母100多字的遺書中，秀秀兩次提到“我是個差生”，還說“您們養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錢！我死了還可以幫您們節約10萬元”。
還是一筆糊涂賬
“巨大的疾病壓力催促我們反思現行的一些政策和管理。”鄭毅說。
在他看來，雖然大家公認“再苦不能苦孩子”，但事實上，“原本就投入不大的精神疾病經費中，99%投向了成人。”
甚至，中國至今沒有摸清兒童精神疾病的家底，究竟有多少患兒，到底有哪些病種，致病因素又是什么等，都還是一筆糊涂賬。
鄭毅說：“我在參加國際會議時，只能提供一些區域性的調查數據，拿不出全國性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我自己覺得很不應該，但國際同行卻并不奇怪，因為在他們的想象里，中國仍舊是從前那個貧困落后的國家。”
兒童精神科的專業、科普書籍也十分缺乏。“目前使用的主要是陶國泰、李雪榮等編寫的教科書，其中由被譽為‘中國兒童精神醫學之父’的陶國泰主編的《兒童和少年精神醫學》，出版于1999年，是我國在該領域的第一本專著，我們已經組織力量對其進行修訂，第二版剛剛修訂出版。”鄭毅說。
劉靖呼吁加強兒童精神疾病的科普宣傳，“目前一個很大的障礙是知曉率太低，根據公共衛生‘知——信——行’的鏈條，提高人群的認知率，讓人們相信科學的宣傳，并采取各種行動至關重要。”
“對于一個兒童精神科醫生，診治一個孩子需要花二十分鐘甚至一個小時的時間，半天看18個病人已經很多了。”劉靖說，“但這個速度跟軀體疾病患者的診治速度相比，無疑非常緩慢。所以，這會直接影響醫院的收益。因此，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很多地方難以開展兒童精神疾病的住院服務工作。有些醫院的兒童病房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幾經周折。”
鄭毅也坦率地說：“目前的經濟政策妨礙了兒童精神科醫療的發展，比如掛號收費標準，與普通軀體疾病是一個價格，沒有體現精神科醫生的特色。”
“如果不果斷采取有效措施，精神疾病給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的負擔將難以估量。”鄭毅說。
芬芬的媽媽不知道下一次還能不能幸運地掛上一個加號。這一次，她清晨6點就帶著女兒來到北大六院，等輪上女兒接受劉靖治療時，已是夜里8點多鐘了。□
(文中所涉精神類疾病患兒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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