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全省129個縣(市、區)中有33個發現孕婦感染艾滋病毒，平均感染率為0.38%，其中有五個縣超過1%，最高達2%，這意味著云南艾滋病開始從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擴散。面對現實，云南省轉變態度，采取預防為主的措施，并通過與國際社會合作，控制艾滋病流行
□本刊實習記者周帆／文
云南，中國艾滋病的重災區之一，正處在艾滋病傳播的新一輪威脅中。
自1989年云南省首次成批發現艾滋病感染者以來，據官方數據，截至目前，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達37040例。全省16個州(市)中，三個處于高度流行期，11個處于中度流行期，兩個處于低度流行期；全省129個縣(市、區)中，有127個報告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專家估計，全省實際感染者總數已經超過8萬人。
在最近一次關于艾滋病的相關論壇上，又一個嚴峻的數字被披露：據云南疾控中心主持完成的《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態勢》，截至2004年，全省有33個縣(市、區)發現有孕婦感染艾滋病毒，平均感染率為0.38%；其中有五個縣超過1%，最高達到2%。
“孕婦的感染率被作為普通人群感染率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當她們的感染率超過1%，就意味著艾滋病毒開始在普通人群中擴散。” 專門診治艾滋病的昆明市關愛中心一位防艾專家向記者解釋說。
《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態勢》同時指出，感染者中，農民的比例從60%下降到32%；工人為1606人，比例從之前的不到5%擴至6%，建筑工人、筑路工人等成為新的高危人群；個體戶、商業服務和干部職員達到322人，數目也明顯增加。
這一系列數據意味著，云南的艾滋病呈現從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擴散的趨勢。一位艾滋病防治專家驚呼：“云南防治艾滋病的最佳時機已經不多了。”
面對危局，2005年，云南省提出要開展一場“禁毒和防艾人民戰爭”，采取預防為主的措施，并通過與國際社會通力合作，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15年來，伴隨著疫情發展，云南省面對艾滋的態度在發生艱難而理性的轉變——盡管比起疫情的播散晚了十年。
十年諱莫如深
1989年，在靠近緬甸邊境的云南瑞麗，成批的吸毒者中第一次發現了艾滋病感染者。“當時數目是149例，實際是177例。”已經退休的云南省衛生防疫站原站長張家鵬對《財經》回憶說。
第一批感染者全部為男性吸毒者。德宏州瑞麗市靠近金三角，是販毒者的必經之路。當時，從德宏到昆明，乘車需要三天；而且感染者也都是吸毒者，因此，有關部門認為，遙遠的距離和特殊的人群會把病毒隔離在普通群眾以外。
但事與愿違。1992年，在孕婦中發現了第一例感染者，母嬰傳播成為一個現實途徑。
那時，全國上下正在改革開放，引進外資。艾滋病被冠以“洋病”的稱號，被認為是“國門打開后不小心飛進來的蒼蠅”。因此，云南省初期的防艾思路是“將艾滋病拒絕在南大門之外”。
“1988年以前，主要對外國務工人員以及留學生進行艾滋病毒檢測，若發現感染者，就請他們走。同時禁止外國血液制品進口。”時任云南省疾病控制處處長、現為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常務副會長的王汝巽說。
但一廂情愿的“御洋病于國門之外”的政策，并未能擋住艾滋病的侵襲。至1993年，云南省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累計977例，艾滋病患者累計19例，死亡11例。感染地區從邊境城市擴散到13個縣(市、區)，包括位于云南省中部的省會昆明。
1994年，感染者首次在性工作者中發現。截至1995年，感染者累計2026人，艾滋病人累積達到70人。同時首次在工人中發現感染者，艾滋病從農村進入城市。感染者職業比例為農民60%左右、工人5%以內、無業人員15%以上、其他10%。在地域上擴大至11個州(市)的30個縣(市、區)。
后來，專家把1989年至1995年定義為云南艾滋病擴散期。同在這一階段，全國超過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發現了艾滋病疫情。血液傳播是主要途徑，經性傳播的感染者數目在逐步上升。
但是，由于擔心影響當地形象和經濟發展，云南各地不約而同地對艾滋病采取回避態度，曾對新聞媒體進行封鎖。1995年，中央電視臺到德宏報道艾滋病，需要手持衛生部、中宣 部的批文。即便如此，基層縣市還是質疑“為什么來我們縣，不去別的地方？”
當時基層政府一致的觀點是：艾滋病問題由省里負責；省里不給錢，地方政府沒錢投入。記者獲知，1995年全年，全云南省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經費僅250萬元。
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為云南省帶來第一個國際項目，幫助云南省做艾滋病檢測，對工作人員進行培訓。“當時反復討論要不要接這個項目，很多人認為艾滋病是社會的丑惡現象，不要讓‘老外’知道。最終只是在省一級搞項目，不擴大到底下的縣市。”王汝巽回憶說。
諱莫如深中，艾滋病毒在悄悄滋生、擴散。
突破臨界點
“從醫學上說，傳染病一旦突破了臨界點，就會快速增長。”一位預防艾滋病的項目官員如是說。云南的艾滋病，在1996年就突破了這個臨界點。
1996年，云南省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1528人，全省大部分地、州都發現流行，并從高危人群(吸毒者)通過橋梁人群(暗娼、嫖客)，向一般人群傳播。
來自云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1995年暗娼中艾滋病毒流行率為0.5%，1996年-1997年上升到1.5%，1998年-2003年波動在2.0-2.9%之間，部分地區最高達7.6%。
1998年，在另一類橋梁人群嫖客中也發現感染者，是年流行率為0.3%，1999年-2001年上升到1.1%-8%。
暗娼以及孕婦感染增多，導致女性感染比例擴大。同時，性傳播成為增長最快的感染途徑，占20.8%；吸毒傳播下降到51.4%；另有27.1%的不明原因感染，專家估計多數是性途徑。
由于丈夫感染，婦女也不能幸免；不少婦女由于貧困，從事性工作——這是女性感染迅速提升的兩大途徑。“艾滋病正在凸顯婦女問題和貧困問題。”云南省藥物依賴研究所所長李建華對記者說。
同時，感染者年齡在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年輕人增加，20歲-30歲者占42%，30歲-40歲者占37%；另一方面，在一些重災區，出現了50歲甚至70歲以上的感染者。
從男性到女性，從壯年到青年和老人，從吸毒者到性工作者，從丈夫到妻子，從母親到嬰兒——艾滋病已經越來越近，成為大眾不容回避的事實。
時至20世紀90年代末，恰如“紙包不住火”，感染者日益增加，艾滋疫情已經完全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成為不得不直面的問題。
這一段時間，越來越多的國際項目相繼來到云南，逐步帶來了同伴教育、高危人群干預的觀念。但由于受時間、地區、部門限制，收效有限。
在現實的壓力下，來自政府的教育宣傳活動也開始起步。剛開始僅局限在每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內容是省委領導參與防治艾滋病會議，在報道中順便提一提疫情；社區的宣傳畫開始有了介紹艾滋病傳播途徑等內容，提到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感染。但是對什么人需要使用、如何使用卻語焉不詳。
一般來說，艾滋病宣傳教育分為三個階段：一為知識介紹，二為健康促進，三是行為教育。2000年以前，云南省的防艾教育至多進入第二階段。而來自國際上控制艾滋病的成功經驗，則是對高危人群實施行為干預，使其徹底改變行為方式。
2000年9月，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四川兩個省啟動首個政府間合作項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
該項目對每個省每年投入1000多萬元，而當時云南省每年的防治經費僅為400萬元。中英項目設立三項基金，即宣傳教育基金、省級挑戰基金和運用性研究基金，并公開在社會上招標，發動民間力量防治艾滋病。
“2001年我們收到380多份標書，云南省有41項基金項目中標。在這些中標項目中，宣傳基金和省級挑戰基金針對普通人群，運用性研究基金針對高危人群。”中英項目經理段勇告訴記者。
中英項目成為防治艾滋病工作轉折的標志性事件，其目標是“解決應對艾滋病的能力，促進政策改善，對高危人群實施行為干預”。2001年8月，在昆明啟動了第一個男同性戀的干預項目。在其他地區，對吸毒人員、性工作者的干預工作也同步開展。
可持續的防艾措施
進入新世紀，云南艾滋病感染形勢愈發嚴峻。
至2003年，德宏州成為艾滋病高度流行區(孕婦HIV感染率大于1%)，12個州、市進入中度流行期(靜脈吸毒人群感染率大于5%、孕婦感染率小于1%)，三個州、市為低流行期(靜脈吸毒人群感染率小于5%)。
2004年，云南全省對艾滋病進行大篩查，發現新增感染者13486人，艾滋發病者新增316例，達到1223例。全省只有三個縣區沒有報告HIV感染者。紅河州和臨滄市也成為高度流行區。
同時，局部地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繼進入發病、死亡期。來自云南省官方數據顯示，至2005年9月，感染者累計數目為37040例，病人累計1686例，死亡累計1138例。
疫情加速擴散讓防治變得愈加艱難。多年回避和隱瞞的后果逐漸顯現，艾滋病成為每個人身邊的威脅。2003年SARS疫情來襲，也讓各級政府意識到，公共衛生問題不僅僅是健康問題，還與政治有關。是年，云南省開始正式向社會公布疫情。
2004年，云南省出臺《云南省艾滋病管理辦法》、《云南省防治艾滋病的六項工程》，開始推廣使用安全套、清潔針具交換、美沙酮替代治療等防治工程，即在星級賓館酒店和大部分娛樂場所擺放安全套，為吸毒者提供清潔針具，用對人體危害較小的麻醉品美沙酮來替代毒品。2005年，政府方面投入防艾經費超過2億元。
和前些年的諱莫如深相比，可以想象，推出如此舉措是多么艱難。這意味著云南省防控艾滋病從理念、思路到具體政策，都在現實的威脅面前發生著理性和現實的轉變。
但在具體推進中，上述三項辦法都存在各自的難題。
在云南省藥物依賴研究所所長李建華看來，中國各個地方都可以成為性交易場所，尤其是暗娼安全套使用率不到10%，干預人員也難以接近她們。對男性的教育于是成為推進安全套使用的新重點。
美沙酮替代療法所要面對的，是如何確保這些“自由”的戒毒者不再復吸。專家的意見是要對“病人”保持寬容。但公安人員身負打擊吸毒的職責，對復吸者就不會那么寬容；一旦發現吸毒者，就會強制收戒，美沙酮治療則被中斷從而前功盡棄。
清潔針具的交換和公安打擊販毒、吸毒的思路沖突更大，因為提供針具交換實際上就是默許吸毒者吸毒，當地公安局長很可能會被認為工作不得力。
王汝巽則表現出對防艾工作可持續性的憂慮。他認為，資金支持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保證。
2004年，云南省防治經費已大幅提高，達8000多萬元，但更多還是在依靠國際項目。2005年7月，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在云南省啟動，該項目將投入近580萬美元幫助云南省抗擊艾滋病，這是云南省最大的防治艾滋病國際合作項目之一。但如果國際項目未來經費不繼，則也將嚴重影響云南的防艾工作。
另外，社會上一些人的歧視讓感染者非常恐懼。他們不敢暴露身份，不敢去領低保，更談不上改變自身行為，過上健康的生活。
“社會還沒有達到實現干預的最佳環境，云南的艾滋病防治任重道遠。”王汝巽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