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職業病鑒定程序真難
這位業內人士認為，對于史家營鄉的煤礦工人來說，他們接下來的維權道路，一個最大的障礙在于走職業病鑒定程序非常困難。
“職業病防治，‘治’是轉機。但是困擾職業病患者的因素，不僅在于治不好，還在于患了病卻無法證明自己患了職業病。”這位業內人士說。
職業病防治法和《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勞動者申請職業病診斷時應當提供：(一)職業史、既往史；(二)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復印件；(三)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四)工作場所歷年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資料；(五)診斷機構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須的有關材料。
這位業內人士指出：“即使立法的意圖并非完全要求由勞動者承擔舉證責任，但現實的職業病診斷中，舉證責任普遍為‘誰主張，誰舉證’的分配原則。這為勞動者進行職業病診斷維權設置了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障礙。”
當前勞動力市場狀況仍然是供大于求，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飯碗，勞動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些權利，如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要求繳納社會保險、進行職業健康防護等。“在申請職業病診斷與鑒定時，勞動者根本無法提供診斷與鑒定機構要求提供的這些材料，要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該人士說。
也就是說，即使醫院診斷其已經得了塵肺病，也不等于被鑒定為得了職業病。這也是此前發生“開胸驗肺”事件的原因。
《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幾位工人也曾找到煤礦的負責人，希望能提供這些材料，但事實是，他們的要求均遭到了拒絕。
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很多勞動者在申請職業病診斷時就被卡住，無法啟動職業病診斷程序，后續的工傷認定階段形同虛設，徒增時間成本。
而正是這樣的制度設計，讓我們看到了張海超“開胸驗肺”、自證職業病的困局。
這位業內人士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重構職業病診斷、工傷認定流程。
“工傷處理程序繁瑣一直是社會大眾詬病的對象，從勞動關系的確認開始，經歷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到最終的待遇落實，可能會經歷長達3年多的時間。對于職業病職工來說，增加了職業病診斷、職業病初次鑒定、職業病再次鑒定等程序，比起一般的工傷處理程序，又將增加一段漫長的時間。由于職業病具有持續的醫療依賴，有些病情嚴重的職業病患者，往往還沒走完程序，就因缺乏必要的醫療保障和生活保障而撒手人寰。因此，職業病處理的程序繁瑣，將是擺在職業病救治維權路上的致命‘攔路虎’。”這位業內人士說。
他認為，針對職業病處理機制的種種弊端，職業病處理機制重構勢在必行。
由于生產作業場所勞動保護力度不夠，勞動合同制度推行進度有限，一直以來，職業病診斷機構都承擔著自身不能負荷的職能。
根據職業病診斷機制的設置，在對職業史考察、職業場所環境衛生評價置于診斷環節，使得醫療衛生機構無形中與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經濟發展形勢捆綁在一起，極易陷入有違醫學倫理甚至違法的臨床診斷。只有排除加諸于診斷機構的諸多額外負擔，才能減少勞動者不必要的成本負擔和社會隱患。
從職業病診斷到工傷處理，應還原職業病診斷機構的醫療救治義務、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的職業衛生監管義務、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的勞動保障義務。
具體而言，職業病防治法第四章“職業病診斷與職業病病人保障”中的“職業病診斷”，要求具有職業病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診斷，作為“職業病診斷”的臨床診斷結果，職業病醫院作出醫療診斷結論，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負責職工職業病接觸史的確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作為職業病與工傷認定的部門。
該業內人士還建議，職業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條應增加第四款：“用人單位未依法為勞動者建立職業健康監護檔案，或者雖已建立卻拒不向勞動者提交職業健康檔案的；勞動者申請職業病診斷時，用人單位仍然未能提交的，視為用人單位放棄舉證責任，不影響職業病的診斷結論。用人單位應當承擔支付職業病待遇的全部責任。”
據了解，北京史家營鄉煤礦工人的經歷并不是個案，全國煤礦從業者人數何止千萬，職業病的現狀遠比我們關注到的狀況要嚴重。
有專家斷言：今后20年，中國職業病將持續高發，如不對現有的職業病防治制度進行全面修改，從制度“病根”上解決問題，職業病極可能成為一代中國人甚至幾代中國人的社會“高利貸”，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巨大障礙。
來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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