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說給解決，后來一直沒有明確的答復。”神元慧說。
6月21日，北京最高溫度達到攝氏35度，天氣異常悶熱。而此時，等待結果的工人們大多住在一張床位每天15元的簡易賓館里。
四川人孫洪平住得稍好一點———一張床位每天40元，因為《法治周末》記者的到來，他特意多交了20元，讓賓館的工作人員給打開了空調。
“沒有收入了，每天都要花錢，我們挺不了太久。不論是行政部門還是法律，我們就希望能盡快給個說法。”神元慧說。
至于希望能得到多少賠償，工人們也都說不清楚。他們曾聽說過，有人得到過賠償，不過是因為礦上給上了工傷保險，得到的大部分賠償走的程序都是工傷保險基金。
來自河北的李和生，今年55歲，有一兒一女，都已結婚。兒子兒媳就在北京打工，在東四環附近開了一家飯館。先后經歷失業和得病的李和生，就去過兒子的飯館一次。“在我們農村，我有這個工作，兒媳婦的態度會好一些，但是我拿不著這份錢，而且還得了病，兒媳婦就是另外一個態度了”。
李和生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他在一家叫“大村”的煤礦工作了15年，多少有些積蓄，但是聽說這個病(塵肺病)根本治不好，所以也不打算治了。“我們已經這樣了，希望礦上或者政府能給一些賠償，讓我們在死之前的日子多少有個保障”。
沒有人真關心我們
神元慧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他們到煤礦上打工多年，其間只經歷過一次體檢。而這唯一的一次體檢也只是為了辦健康證。
“只是抽血，查查有沒有乙肝什么的，不是全身體檢。”神元慧說。
神元慧的說法，記者在多名工人處得到了證實。
“我們在被查出塵肺病之后，去找老板討說法，老板還說我們是敲詐，讓我們愛找誰就去找誰。”一位煤礦工人說。
據神元慧介紹，以前有工友得病，由于在礦上工作的年頭多，跟老板的關系還算不錯，老板能給安排一個不用下井的輕活，已經算是最仁慈的做法了。
據悉，根據國家有關法律規定，企業應該為工人上工傷保險，但是據工人們介紹，在他們工作的煤礦上，能夠讓老板給上工傷保險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普通的工人很難享受到工傷待遇。
“為了應付國家的檢查，有的礦主給部分工人辦理了工傷保險。而且很多煤礦實際的用工人數遠遠超過向國家申報的人數。我們大多數人，除了工資，沒有享受到其他的保障待遇。”一位工人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記者當日見到的十幾位工人，只有一人能拿出勞動合同，但這唯一的一份勞動合同還沒有企業方的任何簽字和蓋章。更多的人表示，沒有簽過勞動合同，或者簽完之后就被企業主拿走了。而這無疑都為他們以后尋求賠償的道路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據了解，2002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產生職業病危害的用人單位，應當在醒目位置設置公告欄，公布有關職業病防治的規章制度、操作規程、職業病危害事故應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結果。
可是這些在京西大小煤礦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工人都說，從來沒有聽老板提起過這事，更沒有任何人在煤礦附近的地方給他們提醒過。
李和生說，他不僅沒想到自己會得病，而且覺得在井下干活，冬天不冷、夏天不熱，掙錢還比較多，是個不錯的工作。
職業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實施由專人負責的職業病危害因素日常監測，并確保監測系統處于正常運行狀態。
但據神元慧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礦上有安全員，區衛生部門也有監測員，但是就是沒有人真正關心過我們是否健康。”
職業病防治，“防”本該是根本。盡管職業病防治法、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了用人單位不履行職業病防護義務的罰則，但在現實操作中，僅因防護不利而獲得處罰的煤礦卻非常少見。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業內人士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對于嚴重違法的用人單位，現行法律的懲戒模式過于單一，導致操作中重視行政處罰，而忽視對于職業病職工的賠償。職業病防治法應借鑒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行政處罰辦法的思路，規定用人單位應對違法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加大賠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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