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靠打拼成為鄉村“先富起來的人”，為什么會突變為殘暴的惡魔，一夜之間連殺8人？而這其中，有他的情人，他所雇用的工人和以前的老客戶，甚至包括一名兩歲多的孩子。“就是想帶幾個人去做伴，別的沒什么。”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采訪時，熊振林坦言自己對生活比較絕望，生意和婚姻都不順。在熊振林眼中，一切東西都失去價值、意義，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據專家分析，馬加爵、楊佳、邱興華、熊振林，他們身上多少都存在心理障礙。依據相關心理學理論，個人遭遇造成心理問題，因得不到及時疏導、救治而出現嚴重心理變態后，就會產生破壞性心理。這種破壞性心理指向自身時，達到極端就會出現自殺，指向外界時，達到極端就會報復社會。
近年來，在我們的社會，尤其是社會中下層，很多極端的報復自我或報復社會的“定時炸彈”，就暗藏在數量巨大的心理問題者中間。實際上，真正實施自殺或進行極端行為的人，同有此類傾向的人群相比，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形勢下，我們身邊有很多像熊振林這樣的“心理弱勢群體”，他們的心理危機可能被隨時引爆，傷害自己或他人。
近日，九三學社社員、中國紅十字總會主任編輯汪葆明提出建議，希望組建國家級心理危機干預中心。他在建議信中寫道：“由于全球經濟衰退，股市暴跌引起的各種心理恐慌，有跳樓自殺的，有上街游行的，上海發生了股民砸碎交易大廳電子顯示屏事件。2008年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如貴州甕安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固然有濫用職權、濫用警力的原因，但如果有正確的心理疏導，就可起到避免矛盾激化的作用。”
我國已進入心理疾病高發期
2月26日早上8時，記者在北京精神衛生專科醫院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門口看到，排隊掛號的人排成長龍，從掛號處一直延伸到大門外、馬路上。一位患者家屬看起來沒掛到號，他告訴記者說他早上天不亮就來了，“看來明天還得早來，聽說有人半夜12點多就來排隊了”。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生活節奏加快，學習、工作壓力增大，必然要帶來人的心理的巨大不適應。加上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多種因素造成人的心理障礙、心理危機的發生幾率明顯增多，而相應的心理治療體系卻很落后，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近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張侃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
現實生活中，人們由于不同原因而受到的惡性刺激，容易累積或瞬間產生心理危機，進而可能導致當事人失去理智和精神控制而選擇極端行為，比如自殺、自殘、殺人或破壞等。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目前中國有心理問題的人數在2億~3億，中國精神疾病負擔到2020年將上升到疾病總負擔的1／4。中國目前抑郁癥患者超過2600萬，但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關藥物治療。
據2007年年初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發布的《我國自殺狀況及其對策》數據，在中國，自殺是總人口的第5位死因，是15~34歲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國每年有28.7萬人死于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這些人當中，只有9%的人在精神科就診過。
汶川大地震后，據專家估計，心理受災人群超過50萬。“多個北川人挺過了天災，卻選擇了自殺，更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心理救災遠比物質救災艱難得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韓布新對記者說。
在當前經濟低迷的形勢下，許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沖擊，如部分就業確有困難的畢業生，一些被裁員的白領，都可能會出現心理危機。近日，河北一女大學生因不堪就業壓力自殺身亡，一本日記中記錄了她臨終前的心靈掙扎：“感覺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覺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來和希望……總是沒有信心，沒有目標，過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就這樣消極地度日……再這樣下去，不知道將是什么樣的惡果。”
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由于長期心理壓抑積累成仇恨，可能做出報復社會的行為。殺死多名室友的大學生馬加爵、美國校園槍案兇手趙承熙、上海襲警案的楊佳，以及最近剛剛受審的“殺人狂魔”熊振林……許多不應該發生的事件一次次地震驚和提醒著社會。
現有心理危機干預機構力量分散、捉襟見肘
心理學專家稱，長期的臨床實踐顯示，在由于高度心理危機而企圖選擇極端行為的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存在思想矛盾的。比如，有的人在自殺前會打電話向親友或某個對象發出信號，或者揚言要如何如何。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這樣的人其實正處于思想情緒的極端矛盾和激烈斗爭狀態，可能并不想自殺或傷害他人，這就給心理干預和心理救援提供了機會。如果能夠科學而得當地給予心理疏導，就很可能緩解其情緒和心態，挽救當事人的生命，避免更大的社會性傷害或事件的發生。
“楊佳和人發生爭執是必然的，這是由其人格決定的，但是楊佳殺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個人在身邊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殺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曾這樣說道。
韓布新告訴記者，“心理危機干預”就是對企圖選擇極端行為的人提供緊急的心理疏導、援救和幫助。據了解，心理危機干預在國外已進行了數十年的實踐，醫院有急診，社區有社會工作者。從國際經驗看，自殺干預的有效性接近90%。在中國的部分地區和城市，如北京、深圳、武漢、重慶、哈爾濱等地，也已建立了心理危機干預機構或網絡，主要工作就是進行自殺干預，用心理學的有關方法讓自殺者學會應對困難和挫折。這不但有助于其度過當前的危機，防患于未然，還有利于他們對未來的適應。
但從目前來看，心理咨詢機構大多分散在各醫院、大學或民間機構，國家尚無專門的管理和指導機構。雖然在非典時期和汶川大地震時期，都有相關機構主動參與了心理救援工作，但是畢竟勢單力薄。
汪葆明說，心理危機干預和心理創傷治療等領域尤其需要經過特殊的培訓，目前全國范圍內受過專業心理創傷治療訓練的心理咨詢師不過百人，而我國目前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只有1.5萬人，職業化的心理咨詢師隊伍雖然在不斷擴大，但都是以營利為主要目的，而且缺乏嚴格的認證程序，很難承擔群體性心理危機干預的復雜工作。
“我們中國人比較內向，一般有了心理問題都不太愿意讓別人知道，不像歐美人定期找心理醫生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另外還有經濟承受力的問題，因為一對一的心理咨詢，收費都比較貴。有的醫院開設的動輒上百元的心理咨詢專家門診，也讓患者望而卻步。”汪葆明說。實際上，目前到醫療機構咨詢和接受診療幫助的人，只是心理疾患患者中的極少部分，更多人選擇在旁人異樣的目光中默默承受。張侃告訴記者，心理疏導有多種方式，最方便快捷的就是心理熱線。“實際上，我國目前開通了不少心理熱線，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心理危機干預機構一般也都有自己的熱線電話，但都太零散，各機構自己公布一個號碼，什么婦女熱線、農民工熱線、失戀熱線，實際上人們一個也記不住。”張侃舉例說，有人問他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熱線號碼，他都記不住，“得上網查，或者問同事”。
各心理熱線開放的時間也不統一，有的24小時開放，有的節假日不開放，有的上班時間才開放，開放時也可能由于咨詢員太少，真正能打進去的人很少。“遇到心理問題的人能夠想到主動打電話求助，說明他們還有改變的欲望，這是很難得的，如果不能及時、方便地為他們提供幫助，就會打擊他們的信心，甚至造成嚴重后果。而現在人們對心理熱線的印象一是找不著，二是好不容易找著了打不進去，或者打進去沒人。”
此外，目前各地心理熱線提供的服務水平參差不齊，收費標準不一，難以獲得人們信任。“大部分熱線是公益性的，不收取費用或收取很低的費用，但這種純公益性的事常常由于經費得不到保證而難以做久，能夠長期堅持下來的，狀態差別也很大。”
張侃說，很多有心理障礙的人愿意主動求助，但往往由于不知渠道或者渠道不夠通暢而放棄求助。“心理急救在某種程度上和醫療急救同樣重要，但我們目前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心理急救電話，以至錯失了許多挽救人的機會。”張侃嘆了一口氣說道。
由政府出資建立心理危機干預體系
張侃建議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心理危機干預體系，建設一支由心理學專家、公共衛生研究人員及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組成的心理危機干預隊伍，為綜合性預防和處理心理危機有效地協調多個單位和機構，開通24小時心理危機干預熱線電話，建設心理危機干預網絡，開辦專門心理服務門診，編織起一張生命健康的安全保護網絡。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對外統一的號碼平臺，想辦法讓人人都知道，像119火警、120急救一樣深入人心，人們有問題都會想到撥打。”張侃說。
張侃提出，可以單獨設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號碼，用諧音讓人們方便地想到心理援助，通過廣泛宣傳讓大家都知道，或者將心理急救并入120，由接線員進行統一分診，根據情況轉到相關的心理熱線。
張侃強調，心理危機干預是公益性的，必須有國家經費予以保證。據了解，有一家心理危機干預中心曾在汶川大地震時設立一個免費的熱線電話，但不久就因為經費不足被迫停了。“這事只有政府統籌才能做成，否則相關的電話資費對患者和機構來說都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而且很難統一協調各機構，效果很難保證。”
在張侃看來，雖然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直接經濟效益難以評估，但它帶來的社會效益是巨大的。“一個人自殺死亡，平均會給身邊的6個人帶來不良心理刺激和陰影，而且這樣的不良影響甚至會延續10年之久。成功挽救一個企圖自殺的人，就會減少和避免很多人產生不良心理，這無論對人群的心理健康還是對社會來說，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建立一種良好的社會心理疏導機制，不只是直接關系到個人幸福，還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共安全、和諧社會的建設。我們現在有這個能力，而且不需國家財政出多少錢。有些地方做不了，可以先從經濟發達的地方推開來。”
“今天，心理疾病、尤其是自殺率的上升已經成為一個嚴峻話題，當越來越多的人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時候，社會迫切需要心理急救，救自己、救他人，救整個社會。為了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一個個寶貴的生命，和我們生活的和諧社會，建立心理急救機制迫在眉睫！”張侃說。(王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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