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這些問題，道德約束是不起作用的，關鍵是把價格的作用發揮出來
對于一個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來說，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現代化進程實際上也是一種增長方式的轉型過程。我國在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以后，傳統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和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率在下降，新的要素（包括人力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的重要性在提升。因此，我們又處在一個結構轉型變化非常活躍、非常快的時期。我們已經持續了28年的高速增長，隨著市場化的進程和工業化的推進，要使這種增長延續下去，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
如何推進增長方式的轉變，國際上一般有三種基本類型：一種我們概括為“自發漸進型”，不一定準確，就是一些老牌的發達國家，像美、英、德、法這些國家，它們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在市場機制和競爭壓力的條件下，企業逐步加快技術進步。這種技術進步的動力主要來自市場的競爭壓力，使企業逐步增強節能降耗的社會責任意識，同時政府通過立法來設定技術標準，這是一種逐步、互動的過程。為了實現這種轉變，這些國家用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顯然，我們按照這種模式走是來不及的。第二種，新型工業化，也就是日本、韓國的模式，即所謂的“市場增進型”。這種模式強調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是培育市場，增進市場共勉，而不是由政府來配置資源。這種模式使政府和市場的作用能夠交互，增強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價格失靈的領域由政府進行干預，由此來加快轉變的進程。第三種模式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實行的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證明這是不成功的。這種模式在局部領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型約束，缺乏激勵機制，所以難以持續。這三種模式中，第一種模式的時間成本太大，我們可以借鑒的是第二種模式。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政府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我覺得現在應該強調市場配置是第一次調節，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和必要的干預，這是不同的順序。我們的市場化程度在提高，政府要著力解決的是市場的外部性問題，政府職能要從經濟管理向社會管理轉變，要從內部性管理轉向外部性管理。
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經具備一些外部條件。首先，思想觀念發生變化，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第二，外在壓力加大；第三，市場化程度在提高。盡管要素市場發育之后仍然存在壟斷，但是市場功能在增強，全球化使我們可以有效地利用技術的擴散，利用世界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與十年前相比，現在我們轉變增長方式的外部條件更有利。但是，我們也面臨很多特有的挑戰。首先，在工業化尚未完成的條件下，我們就面臨后工業化國家的這種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新經濟形態的競爭壓力，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發達國家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完成的結構轉型過程。第二，在創新能力還不強的情況下，我們就面臨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開始喪失的不利局面，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完成其他國家用很長時間完成的增長方式的轉型。第三，在收入水平還比較低的情況下，我們就要解決外部問題，包括環境、資源等。
那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從哪些方面入手？
第一，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我們的單位GDP能耗高居不下，其中有70％是產業結構所決定的，重工業還在不斷發展，單位GDP能耗就很難降下來。所以，結構調整是關鍵環節。我們現在的結構調整和以前不一樣，不是單純地調整產業間的比例關系，而是要把重點逐步轉向創新、降耗、矯正資源價格扭曲等體制性約束條件。結構調整在戰略上的目標，就是在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培育以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力素質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這種新的競爭優勢是以知識進步和勞動力水平的提升為基礎，而不是以低成本為基礎。從戰略上來講，我覺得有三個方面需要關注：
一、把高技術產業做強。現在我們的高技術產業有90％是組裝業，我們現在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成本低廉，要改變對比較優勢的被動適應，逐步推進高技術的發展，從加工組裝向技術研發制造工業轉型，通過轉型帶動傳統產業的升級。
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升級。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提升人力資本，推動勞動、知識、技能相結合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而不是單純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餐館，它就是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怎樣把這些勞動力轉移到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部門，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適度控制傳統重化工業的發展，我指的是傳統的重化工業，而不是現代重化工業。我們可以走出去，到國外去辦一些資源加工廠，適度限制國內傳統重化工業的擴張，不然的話，我們資源承受不了。但是，這種結構調整不是由政府主導，關鍵是要發揮市場的功能，校正市場價格的扭曲。政府的作用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包括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等，但是由于政府過去對資源配置的權力過大，而制度建設又相對滯后，所以市場功能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預，要改變這種局面。結構調整不僅是工業，還有服務業，特別是生產型服務業，如果生產型服務業上不去，我們制造業的競爭力也上不去，交易成本就降不下來。現在的跨國公司都把生產和服務環節整合起來，比如華為，它現在的工業生產只占10％，你說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所以，結構調整一定是關聯的。
第二，研發能力的提高。新的競爭優勢不同于傳統競爭優勢，它是以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技術進步為基礎的，如何提升新的競爭優勢？這離不開自主研發能力的提高。從戰略上來說，我們要解決科技部門與經濟部門的整合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很多年了，但是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整合呢？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是關鍵。政府要引導創新的要素向企業集中，培育一批集研發、設計、制造于一體，可以接受集成外包的企業。再一個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對于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很重要，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期，政府要轉變觀念，加大對教育、培訓的投入，從而實現人力資本的提升。
第三，節能降耗。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退路，必須往前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重構市場機制。總體來說，能耗從改革開放之后是下降的，但是近兩年有所上升。我們的彈性系數在“九五”時期最低，只有0.07；“十五”時期是1.05，特別是2003、2004年，都超過1.5，2005年是0.97；這兩年我們的節能量也是負的。應該說，“十一五”時期的節能形勢非常嚴峻，按GDP能耗定比計算，我們要節約6.5億噸標準煤，如果按實有速度測算的話，還要高。我們和“十五”做一個比較，“十五”期間的GDP增量是5.7萬億，“十一五”期間按7.5測算的話要6.8萬億，實際上是很困難的，現在經濟增速已經達到10％以上。能源消費增量按節能20％來控制的話，“十五”是9.2億噸標煤，實際的增量，按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話，是3.26億噸標煤。單位GDP能耗在“十五”是1.6億，彈性系數是1.04，我們要降到0.37。因此，節能降耗的形勢很嚴峻。結構節能占70％左右，要完成的任務大概是4.55億噸標準煤，而我們現在的重工業化趨勢還在發展，所以要實現節能降耗的目標是非常困難的。
要解決這些問題，道德約束是不起作用的，關鍵是把價格的作用發揮出來。
首先價格信號不僅能夠激勵節約，還能激勵技術進步，因為能源價格提高了，企業就會開發節能的新技術。有人擔心，資源價格上漲之后，低收入人群怎么辦？調價后的收益可以通過制度設定轉為國家所有，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技術開發，還有一部分可以對低收入者進行補貼。較低的資源價格客觀上刺激了資源型產業的發展，所以我們改革的任務就是要理順價格，同時適當放寬壟斷型資源行業領域的市場準入。最近英國《金融時報》有一篇文章指出，中國的這種投資過熱、貿易順差、流動性過剩問題，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管制要素價格，而人民幣升值壓力過大，文章認為，應凍結匯率來調節生產要素價格，這種要素價格的調整有利于結構的調整。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當然，應該承認，我們的要素價格太低了，被扭曲了。
第二，通貨膨脹率和匯率有一定的替代關系，在調整匯率上我們有多種方法可以選擇。我們可以凍結匯率，或者凍結價格，因為我們的資源價格是管制的，市場競爭不起作用，所以我們基本上是通過凍結價格來動匯率，也可以既動價格也動匯率，有多種方案可供選擇，我們必須下決心去做這件事。
第三，資源產權制度。現在財政部在山西、內蒙古做“有償使用制度”的試點，你要想獲得開采權，必須上牌照，不是無償取得的，資源的產權制度要明確。
第四，財稅體制。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財政收入增加，地方的相應減少，但是財權和事權結構沒有做相應的調整，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沒有做相應的調整。因此，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存在缺口，這個缺口通過轉移支付來解決。比如公務員漲工資，地方政府沒有這個財力，只能靠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這種財力性轉移支付都是剛性的，轉移轉過去就發工資了，怎么樣辦社會事業呢？因此，我們要增加一般性的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對多數地方來說，政府收支缺口無法通過轉移支付來彌補，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還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那么地方政府就會加大稅收的力度，發展重化工業，使增值稅的收入增加，增值稅（而不是所得稅）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這就使產業調整和增長方式轉型受到了制度性的約束。從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到現在已經13年了，財稅體制現在已經到了需要進行一次戰略性調整的階段。怎么調？一、要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責，相應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轉移支付規模，比如義務教育。二、增值稅轉型。三、開征資源稅、環境稅。四、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還有主體功能區、預算管理制度、環境稅制度，都需要研究。
第五，行政體制改革，也就是政府職能的轉型。政府的干預程度較高，而其公共服務職能、社會管理職能和市場監管職能還不到位，我們要在制度上做出相應的規定，使決策、執行和監督適當分離、相互協調，建立完善的政績考核體系。
最后一個，微觀基礎的問題。有了價格信號，市場主體會不會不起作用？盡管價格扭曲被校正，由于企業缺乏剛性約束，它根本無所謂，利率上漲我照樣貸款。微觀基礎是很重要的，包括企業制度、企業治理結構，現在民營企業的企業治理結構就很規范。我們的企業很分散，怎么樣提高集中度，提高規模經濟等，這些問題都要解決。(文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王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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