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不僅要講民主，還需要講科學
我們不僅要講決策的民主化，還要強調決策的科學化，以彌補“民主失靈”。
首先，“決策的科學化”，簡而言之，就是決策的專業化，就是決策要依靠專業知識，依靠專業人士。
社會分工和專業化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在表達民生的需求方面，則更多地需要依靠民主機制；但是在解決民生的供給方面，在進行制度設計方面，可能更多地需要依靠科學，依靠專業知識，依靠專業人士。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不懂專業的人，是無法找到該領域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的。例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問題，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模式是令所有人滿意的。如果把這么一個極其復雜、極其專業的問題，不是向專家學者求助，而是向全社會征求方案的話，其結果必然是拿不出一個令社會所有人都滿意的方案，因為令所有人都滿意的方案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向全社會征求方案，還會把老百姓的胃口都吊起來，從而加大改革的難度，結果正如德國前總理阿登納所說的“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
一些人喜歡把我們當前所做的事情與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政府時期搞的“偉大社會”建設相比較。的確，我們現在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和提出的一些口號和當時的美國非常相似，諸如，教育公平、醫療衛生、人人有住房、社會福利保障等等，我們應當趁著當前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加快社會安全網建設。但這只是一個方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國在建立“偉大社會”之后，雖然其中的一些社會目標在近期內得到了實現，但是其后遺癥是“制造了一個大政府，壓抑了社會的創造力”。其結果，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都陷入了嚴重的“滯脹”危機。在此之前，要么是經濟停滯，要么是通貨膨脹；二者通常是此消彼漲的關系。而此時卻變成了同時并存。人們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加嚴重的痛苦之中。此后，經濟學界的一些分析認為，美國的“滯脹”危機與此前建設“偉大社會”不無關系，尤其是社會保障、工資上漲等都具有只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特征。
這一教訓應當引以為鑒，在我們當前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尤其是在制度設計的時候，千萬別忘記了經濟是基礎。現在還有一種傾向，就是只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二者對立起來，甚至相互排斥。其實，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相輔相成的關系，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這一點我們永遠都不應忘記。
其次，政策制定還需要科學化分工。現代社會就是分工越來越細，其中一項重要的分工就是將政府政策制定的調研、決策、執行、監督等四個環節實現相對分離。
在國外，前期政策法規的調研工作通常是由審議會、研究會來負責；決策則是由專門委員會來負責；政府部門就是執行機構，最后是議會和社會的監督。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政府行政部門既管研究，又管決策，還管執行，還管自我監督。結果是問題越積越多。政府部門搞研究，帶著部門利益去搞研究，結果是部門之間打架，打的都是部門利益，沒有人去考慮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
另外，我們現在提倡“科學發展觀”，同樣也應當提“科學決策觀”，“科學改革觀”。像過去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早已過時了，現階段的改革必須從一開始就建立起一套科學的決策模式。
要建立科學的改革觀，當務之急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六大機制。
一是要加強實地調研機制。要從實際出發，避免閉門造車、關門訂方案的工作方式；二是要加強理論研究機制。沒有理論支持的改革容易走彎路，甚至走回頭路；三是需要建立協商機制，要建立廣大民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機制；四是要完善決策機制。要使有關改革的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五是要建立補償機制。對于改革中那些利益受損的人，尤其是弱勢群體予以必要的補償，以減少改革的阻力；六是要建立糾錯機制。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要及時糾正改革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
最后，提出幾點建議：
（1）全國人大和政協，應當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供一定的調研費用，并且，鼓勵人大代表和政協問題花錢聘請專業人士，進行政策、法律方面的咨詢研究。這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提出的議案就能夠更加專業化，質量更高。
（2）在人大和政協中，應當提高專業委員會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發揮專業代表的作用。
（3）政府部門應當建立審議會和委員會制度，實行決策與執行分離。審議會作為半政府機構，應由監管者、被監管者、專業人士代表以及民眾代表所組成。而決策環節應由專門委員會進行。
（4）應當在全社會提倡，尊重專業知識、尊重專業人才，并在各項決策中加以落實。（魏加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