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隨著三大國有銀行在香港和上海成功上市，這些銀行不僅從市場上募集到了大量資金，蒸蒸日上的上海股市也把它們變成了全球市值最大的幾家銀行。在當前國內貨幣政策緊縮情況下，從市場上募集到的巨額資金如何使用，已經成為三大國有銀行面臨的重大問題。為了化解這些困難，工行、中行和建行紛紛將其發展的焦點轉向海外，工行最近已經在美國和俄羅斯申請銀行業務牌照，建行和中行也正在尋找海外發展機會。
可以說，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家商業銀行要發展，要成為國際性的大銀行，都要面對來自國際、國內的激烈競爭，通過資產擴張、業務品種增加和提高市場份額等方式走向世界，對外國銀行進行并購重組。例如匯豐銀行，就是通過海外并購重組擴展自己的金融服務領域，最終由一家注冊在香港的地區性銀行擴張成為全球性銀行。目前匯豐銀行已經在世界７０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３０００多個機構。
同時，銀行的海外擴張和并購重組也是提高銀行競爭力的重要方式。如１９９９年德意志銀行并購美國信孚銀行后，德意志銀行的每股收益從１９９８年的３．５歐元上升到５．０５歐元，２０００年進一步升至９．０２歐元，使得其２０００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同比增長了３９％。并購完成后的第二年，其投資銀行部門就創造了整個機構５０％的利潤，而兩年前其投行業務利潤僅占２９％。
當然，在銀行業海外擴張的歷史上，失敗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例如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日本各銀行試圖在不具備實力、不了解的情況下向海外放貸，其結果正如奧地利Ｂａｗａｇ銀行打入美國那樣——這次不幸的冒險在２００５年以瑞富Ｒｅｆｃｏ丑聞告終。
因此，銀行的海外擴張是一柄雙刃劍，而利弊得失還都與銀行自身的經營特性有關。
比起一家制造公司的外國企業也許要歷經多年才能實現１０億美元的年銷售額，一家銀行赴海外擴張看起來簡單了許多，一兩個月時間就能開設一個網點、發出誘人的利率宣傳甚至貸出１０億美元。這些業務最初看來有利可圖，然而幾年后，從發現貸款質量變差開始，慢慢就會看到其中問題重重了。近期匯豐銀行在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上的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當發現問題時，不良貸款早就形成了。
現代商業銀行的基本特性決定了銀行通過貸款獲利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能帶來誘人貸款機遇，而不是只尋求低利率的貸款對象的特許經營權或網絡；二是擁有分辨好壞借款人的風險管理體系和市場知識。
與市場經濟中一般企業相比，銀行是以貨幣資金為經營對象的特殊企業，它經營的是信用，是給風險定價。與主要從事非金融性業務的公司相比，銀行有較高的金融資產比率；銀行負債比其他大多數公司的流動性強；許多銀行的負債是可交易的，甚至可以作為交易媒介；銀行資產通常比其負債有較長的到期期限，因此流動性?。汇y行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杠桿效應。正是這些業務和資本結構上的特殊性才使得銀行機構在經濟運行中具有非常獨特的功能。但是，在銀行行使資產負債流動性轉換以及風險管理等功能的同時，銀行業務卻表現出極高的不透明性和資產負債結構的脆弱性，并引發了由一些偶然事件導致的銀行系統性傳染危機，嚴重威脅經濟的健康運行。因此，銀行業也就成了一個受到政府嚴格監管的特殊行業。正是銀行機構的高資本杠桿、業務的不透明性及嚴格政府管制等相互關聯的特性，為銀行業的海外擴張增加了種種困難。
從表面上看，三大國有銀行通過這幾年的改革上市，銀行的資本充沛了，銀行的利潤水平提高了，銀行管理能力上升了。國有銀行到海外擴張，既可以借鑒國外銀行的創新成果，改善國有銀行經營機制，增強市場競爭力，尋找銀行發展的新贏利模式，可以突破國內市場限制，擴大市場占有率，并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籌集到更多成本較低的資金，實現規模經濟，又可以廣泛參與跨國銀行業的競爭與合作，更快更好地學習外國銀行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造就中國銀行業高層次復合型的國際人才，還可以通過資金支持和信息服務促進中國跨國公司發展，推動中國經濟國際化等。但實際上，國有銀行要走向世界，實現國際化，則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難與問題。
首先，從公開數據看，三大國有銀行在股份制改革上市后，確實成績喜人，但正如多次撰文指出的那樣，國有銀行改革可以引入國外所有的規章制度、法律規則、產品與市場，但是要讓國有銀行的內在機制、銀行文化及價值觀發生改變則并非易事。沒有后者的變化，國有銀行想真正走向現代商業化與國際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換句話說，要讓一個運作機制上沒有根本改變的國有銀行進入完全市場化的體系中去經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銀行交易的是信用，是在對風險進行定價。而信用交易與高流動性資產負債的業務性質決定了銀行機構是一種業務高度不透明的企業，銀行內部與外部、銀行與企業、銀行與存款客戶之間都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如果國有銀行向海外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擴張，國有銀行面對著陌生的國家、陌生的企業、陌生的客戶及激烈的市場競爭，盡管有嚴格的法律制度來保護其利益，但僅是銀行業務信息的嚴重不對稱就會為國有銀行的國外經營增加一系列不可預計的成本。
第三，銀行業是一個具有壟斷色彩的行業，無論哪個國家政府都會對銀行業強力介入，這使得銀行業的利益沖突復雜化。比如說，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法人銀行制度序列，看上去是國際上通行的慣例，但同樣是中國政府保護國內銀行業的一種制度選擇。因此，國有銀行在進入國外銀行業市場時，無論是進入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還是進入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國有銀行都要面對該制度的種種約束與限制。如果國有銀行進入這些國家卻不能對其法律制度有透徹的了解，那將會困難重重。
當前，工行在美國和俄羅斯申請銀行業務牌照，希望擴展海外業務，尋找新的贏利模式，希望發展成為一家擁有全球業務的國際性銀行是件好事，也是中國銀行業未來發展之必然。但是，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準備已經做好了嗎？例如，有沒有一個全球布局的宏觀規劃？有沒有一個網點地理分布設想？相關的人才又從哪里來？如果在這些方面還沒有做好準備，未來快速海外擴張面臨的困難將是不可預測的。
在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問題上，我們可以放開步子，可以積極嘗試，但不能走得太快，不能走上日本銀行業上世紀９０年代的道路。要多收集相關的信息，進行調研，要對所在國的金融法規與制度，對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習俗、價值取向等有更多的了解。在可行性論證的基礎上確定要進入的國家、進入規模及發展順序，這樣才能夠做到有的放矢。可以說，中國銀行業在進入香港時的成功對進入他們國家并沒有多少可供借鑒的經驗。因為在香港有地緣、人緣等關系，而要進入其他國家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因此，國有銀行要進行跨國經營仍然要慎重。作者：易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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