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焚燒爭議的背后，是老百姓對一些地方政府越積越深的“信任危機”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葉前
廣州市番禺區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停建風波近3個月后，群眾反垃圾焚燒抗議活動似乎有“遍地開花”之勢。以環境污染和健康擔憂為由，廣東、北京、江蘇、上海等地先后發生了多起此類群體性事件。
事件最令人擔憂的是，地方政府部門越來越不能說服群眾，甚至任何解釋或澄清都難逃群眾的質疑。更糟糕的是，原本作為第三方的專家，因為垃圾焚燒“搖旗吶喊”，也備受質疑，被認為是“利益相關者”。地方政府與周邊群眾之間的隔膜愈發加深的局面，尤為值得深思。
“說服群眾，取得信任，本身就是政府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中山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岳經綸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現在，從垃圾減量到處理方式與選址，從民意征集到公開聽證，從工程建設到運營監管，無不在考驗著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垃圾圍城”拖不起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越來越多的大城市陷入了“垃圾圍城”的窘境。有關數據顯示，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累計堆存量已達70億噸，在城市的周邊形成了一個個垃圾堆甚至“垃圾山”，占地約80多萬畝。
2008年統計年鑒顯示，2007年全國655個設市城市的垃圾總量達1.25億噸，這個數字每年還在以8%～10%的速度增長，其增速堪與GDP增速比肩。比如，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主任陳永對媒體表示，北京目前日產垃圾量為1.84萬噸，現有的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僅為1.04萬噸，垃圾處理設施全部超負荷運行，超負荷率達到67%。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重負，垃圾無處可填。
因垃圾焚燒項目遭遇群眾強烈反對，而處于輿論風口浪尖的廣州，同樣面臨嚴峻的“垃圾危機”。自1999年以來，廣州生活垃圾總量十年翻了一番，目前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近1.8萬噸，進入終處理的仍有1.2萬噸。這個數字每年還在以5%～7%的速度在增長。
“現有的兩個垃圾填埋場最遲將于2012年填滿封場。如果不興建新的垃圾處理設施，最多再過兩年，廣州每天將有1萬多噸垃圾無處處理，正面臨‘垃圾圍城’的巨大危機。”廣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呂志毅接受本刊采訪時說。
目前，幾乎全國各大城市都面臨同樣的窘境。深圳市日產垃圾已超過12000噸，其焚燒處理率逾43%，土地緊張比廣州更為嚴峻。每天產生生活垃圾4500噸的南京市，現有的水閣、轎子山和天井洼三個填埋場，即將飽和封場。其中，天井洼填埋場已嚴重超負荷運行，如不興建新的垃圾處理設施，南京江北地區產生的千余噸生活垃圾將無法消納。
在珠三角地區的一些鎮區，垃圾無處處理的困境也日漸凸顯。在東莞市虎門鎮，這個曾經因林則徐禁煙而聞名遐邇的工業重鎮，如今已垃圾成山。位于虎門鎮大嶺山林場的垃圾填埋場占地160畝，現如今按珠江水面為基準測算，“垃圾山”已高達82米。
與此同時，“遍地開花”的反垃圾焚燒抗議活動，使得各地垃圾焚燒項目環評要取得公眾同意，幾乎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環境評價需要公眾參與，周邊群眾反對，環評幾乎不可能通過。在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遇強烈反對后，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長張東毛表示，現在的處境是垃圾焚燒推不動，但更糟糕的是，“我們實在拖不起，拖的結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環境都將受到影響。”
其實，“垃圾圍城”引發社會危機在意大利就有先例。2007年，因現有垃圾填埋場超負荷運轉，新的掩埋場建設不斷遭遇市民反對，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街頭垃圾成堆、臭氣熏天、蒼蠅紛飛、老鼠亂竄，原本風景如畫的濱海城市因垃圾危機而不再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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