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峰頂都能發現DDT殘留”
“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最近說，在其居住地附近的最后一個工廠煙囪也拆掉了，據說，這些工廠都遷到了中國。”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臘夫運河的故事
紐約的臘夫運河(LoveCanal)小區是典型的美國城市郊區藍領集中的社區。
這里靠近尼亞加拉大瀑布，環境宜人。工薪一族在這里擁有自己的住房，他們生兒育女，生活美滿。
然而，1978年春，一樁丑聞從這里傳播開來，并很快震驚整個國家。
洛伊斯·吉布斯是一名家庭主婦，5歲大的兒子麥克患有肝病、癲癇、哮喘和免疫系統紊亂癥。5年來，她絕大多數時間是在醫院兒科病房度過的。
一天，她偶然從報紙上得知，臘夫運河小區曾經是一個堆滿化學廢料的大垃圾場，于是她開始懷疑兒子的病是由這些化學廢料導致的。
吉布斯開始進行調查，她發現小區內很多家庭都遭遇流產、死胎和新生兒畸形、缺陷等情況。此外，許多成年人體內也長出了各種腫瘤。
隨即，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被曝光：從1942年到1953年，胡克化學公司在運河邊傾倒了兩萬多噸化學物質。
美國卡特總統頒布緊急令，允許政府為臘夫運河小區近700戶人家實行搬遷。
7個月后，卡特頒布了劃時代的法令，創立了“超級基金”。這是有史以來聯邦資金第一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學物質和有毒垃圾場。
“從1980年開始，美國成立‘超級基金’，成百上千億美元的資金被用于污染場地的修復。”在去年12月瞭望周刊社與美國易道公司舉辦的“改變與演變——生態城市在行動”論壇上，中國環境學會理事、國際地下水科學家與工程師協會會員謝輝，講述了臘夫運河小區的故事。
上世紀90年代初，記錄臘夫運河事件的著作《難逃幽靈城》推出中文版，其中文譯者、上海交通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曦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臘夫運河事件喚醒了世界各國對化學廢棄物的認識，在土壤污染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剛剛起步的工作
一節一號含汞電池爛在土壤中，可使1平方米土地失去利用價值——通過媒體報道，這已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作為“看不見的污染”，土壤污染又往往被人忽視。
謝輝告訴本刊記者：“普通人常有這樣的誤解，就是把土地當作有效的污染‘濾器’，以為危險廢物傾倒于地面，會經土壤滲濾并‘消失’。”
可事實是，對于土壤污染物來說，全球是一個閉合系統——任何土壤污染物的輸入均可產生長距離傳輸、轉化(生物/非生物)、生物累積、毒性效應，土壤污染物并不會消失，它將持續地存在于閉合的全球系統之中。
謝輝說：“土壤污染物非常穩定，對于光、熱、微生物、生物代謝酶等各種作用具有很強的抵抗能力，在自然條件下很難發生降解。一旦進入人體內，就等于將其放進了儲藏室，造成不可逆轉的危害。一旦進入環境中，將在水體、土壤和底泥等環境介質以及生物體中長期殘留。”
土壤如同地球的皮膚，水體和大氣的污染，最終將歸結于土壤之中。土壤受到污染后，又會通過揮發、滲透進入大氣以及地表和地下水水體，形成循環。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土壤污染正呈現逐年加劇的態勢。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地球是平的，在全球化過程中，高危性的重化工企業有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最近說，在其居住地附近的最后一個工廠煙囪也拆掉了，據說，這些工廠都遷到了中國。”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所前所長夏家淇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被污染的土壤會排出揮發性氣體，如果被人體吸入，或者人體直接接觸土壤，都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是分不開的，要綜合治理。”夏家淇說，歐美國家總是把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放在一起進行研究，他們的管理部門和研究部門都是如此。
謝輝說，中國這方面的工作剛剛起步，因為涉及到兩個專業，各專業都從自己的專業角度來考慮，土壤方面就是以土壤為主體考慮。這兩部分的工作其實是分不開的。現在中國環境科學協會認識到這一點，專門成立了一個土壤與地下水專業委員會。
滯后于現實的標準
1997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告寫道：“我國耕地污染較重，有1000萬公頃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據中國基礎研究網第212號香山科學會議——污染土壤修復與生態安全學術討論會(2003)報道，“土壤環境污染問題已越來越突出！全國受重金屬污染的農田有6000多萬公頃。”
6000多萬公頃的農田面積，約占全國耕地面積的一半。有學者質疑，該數據可能包含了重金屬在內的各種污染物導致的場地污染總面積，實際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壤面積可能沒有這么多。
夏家淇提出疑問：“這么大面積的土壤污染意味著什么？是有危害而需修復，還是因有污染物進入即認為是污染，還是超過土壤環境質量標準，而判定為污染？”
夏家淇說，國內進行土壤污染評價，目前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以土壤背景值為基準，超過土壤背景值上限值就是污染，這是以污染物增加為基礎的，據此統計出的面積一般會較大。
另一種方法，是采用“GB15618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第二級標準值進行評價，超過此標準值即為污染，這種評價是以可能影響農業生產、人體健康為基礎的，以此統計的面積則要小得多。
用這兩個方法，都可以得出“土壤污染”的評價結果，但內涵不同，這是對土壤污染定義的理解不同導致的。
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公布的“GB15618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制定者，夏家淇告訴本刊記者，甚至在喜馬拉雅山峰頂都能發現DDT殘留，這是受到全球大氣流動影響的結果。可見，在地表土壤不可能沒有外源污染，從絕對概念上，找到土壤背景值已毫無意義。
他說，從發展形勢看，“GB15618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已不適應當前要求，污染物項目訂得過少，應作出修訂。可以參照歐美等國情況，結合國情，建立基于風險評估的中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體系。
夏家淇說，最近三年多的時間，他全身心撲在修訂這個標準上面，卻面臨相應基礎研究不夠和缺乏基礎資料的問題，“標準的制定需要大量的實驗操作，這些都需要國家支持”。
場地污染的禍害
針對污染場地再開發，許多國家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與政策來進行管理，如美國的《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和超級基金計劃、加拿大的《國家污染場地修復計劃》、日本的《土壤污染對策法》。
這些法規政策規定工廠、企業廢棄和轉產后，進行土地再開發時，必須進行污染調查、評估和必要的修復。
國家環保部門在2004年頒布了《關于切實做好企業搬遷過程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要求產生危險廢物的工業企業在改變原土地使用性質時，需要進行土壤環境狀況調查和確定土壤修復方案，原生產經營單位須負責治理并恢復土壤使用功能。
謝輝說：“這個通知并非強制性的法規，中國也沒有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因此絕大多數國內廢棄的工業場地再開發并未實施環境調查和修復。一方面，中國在廢棄工業場地再開發的環境調查和評估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方法和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中國還缺乏場地調查的污染物范圍、污染物的評價標準和土壤污染的清除標準，特別是中國有關廢棄的工業污染場地再開發的法律法規還幾乎是空白。”
據《北京科技報》報道，中國工業企業80%集中在城市，長時間的積累使工業企業場地污染物濃度遠遠高于其他區域土壤。
夏家淇說：“如果在已經嚴重污染的場地蓋居民區，就會對人民健康帶來危害。特別是有些化工廠遺留的污染物，很多都是致癌的。像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它在地下有一道縫隙就可揮發出來，所以，這個問題是十分讓人擔心的。”
如何應對這一令人擔心的情況？夏家淇說：“在對污染場地進行現場調查以后，如果超過篩選值，就應進一步作風險評估。作風險評估有三大好處，第一，可以確定是否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第二，如果風險度高，就要提出場地修復標準，并制訂修復方案；第三，可以保證今后用地的安全性。”
全國性調查啟動
2005年，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上，胡錦濤總書記要求把防治土壤污染提上重要議程。
溫家寶總理在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部署今后一個時期環境保護工作時，明確要求積極開展土壤污染防治。
十屆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現狀調查，綜合治理土壤污染”。
《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提出，“以防治土壤污染為重點，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并要求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和超標耕地綜合治理，抓緊擬定有關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規草案。
“十一五”規劃對全國的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工作作出了部署，國家已安排10億資金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
2006年7月18日，國家環保部門召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工作會議，宣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正式啟動。這項工作將耗時三年半時間，調查范圍覆蓋除臺灣省和港澳地區外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轄全部陸地國土。
新中國成立以來開展過兩次全國性土壤普查，一次是在上世紀50年代末，另一次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這兩次土壤普查主要是了解土壤肥力，針對農業生產而進行的。
在這次全國范圍內的土壤調查中，國家環保部門希望能夠全面、系統、準確地掌握中國土壤環境質量的總體狀況，查明中國重點地區的土壤污染狀況及其成因，評估土壤污染風險，確定土壤環境安全級別，篩選污染土壤修復技術，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規及標準體系，提升土壤環境監測能力。
夏家淇說：“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對土壤污染問題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實事求是才有意義，建立治理土壤的法規是個系統工程，要真正治理土壤污染源，涉及到一個全面的環境保護問題，任務還是很艱巨的。”
馬軍說：“中國環境保護工作從歷史發展來講，是走得比較快的。但另一方面，環境方面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挑戰又日益緊迫，從這方面講，中國的環保又走得相對較慢。”
“日本上世紀70年代出現了‘骨痛病’，其政府開始重視土壤污染。”夏家淇說，“現在，土壤污染問題在中國還沒有充分暴露，這反而令我憂慮和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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