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用一種更宏觀、長遠的視野來看待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來思考到底“培養什么人、怎么培養人”。當下，中國高等教育已經站在一個多重矛盾交織、逼促其尋求整體性自我變革的歷史關口。
●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對于大學而言，一些最核心的追求是無論如何不能丟棄的。而有了這樣的信念作為基石，我們才能確保，我們是在為一代又一代人的未來盡責，為我們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立命。
●主持人：本報記者 柳森
●嘉賓：熊慶年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柳森：每年夏天，高等教育總會凝聚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最近，有三種現象引人關注：繼去年之后，今年全國高考報名總人數再度減少約65萬名；去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有84萬放棄高考，而諸多跡象表明，今年的棄考人數或許比這個數據更高；高考過后，高校生源大戰硝煙彌漫，各種高招層出不窮。對此，您怎么看？
熊慶年：這也許是一種必然。比如高考總人數的減少，有幾方面的因素。如，考生可選的未來人生通道越來越多，可以出國留學，也可以先就業、再深造，如今終身教育渠道也越來越多了。再有，我國學齡人口的自然減少將是未來幾年的一個態勢。由各種因素導致生源減少，是一種客觀現實的反映，我們沒有必要大驚小怪，更無需過分放大。從危機意識的角度來看，高等教育本身當然應當未雨綢繆，在提升自身教育競爭力的同時應對危機。
但在我看來，當下更值得引起重視的是，盡管我國高校規模擴張之勢已有所減緩，但一些高校仍在盲目追求規模效應，實際上也就是 “經濟效應”。與國外以教育質量和教育服務爭取考生不同，國內很多高校對生源的爭奪，仍然停留在“掐尖”和“發獎學金”等制造“眼球效應”的層面。
對于 “搶狀元”、 “新生獎學金再創新高”等消息屢現報端，并被 “突出處理”，我個人是持保留態度的。這種無序的生源競爭，多少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至今某種心浮氣躁的混沌局面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投射。學生當然是一個學校發展的基礎，但并非唯一要素。過分強調 “狀元”，只會助長各方對 “眼球效應”的追逐，也不利于一個健康良好的輿論氛圍的形成。
柳森：如果說，生源減少、求學選擇日益多元化將成為一種必然趨勢，這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未來將意味著什么呢？
熊慶年：挑戰與機遇并存。但比危機意識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用一種更宏觀、長遠的視野來看待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來思考到底 “培養什么人、怎么培養人”。當下，中國高等教育已經站在一個多重矛盾交織、逼促其尋求整體性自我變革的歷史關口。
從外部來看，如今已是一個快速變化與更新中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生產的第一要素，人才成為第一資源。隨著經濟全球化，人才也國際化了，國際分工對于人才的爭奪愈演愈烈。而從我們國家自身來說，全方位的經濟、文化、社會轉型，也對我們的人才培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再加上人口結構變化，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拉大、地區差異不平衡、人口流動加速等，可以說，其他國家在百年來的高等教育變遷中慢慢遭遇、化解的問題，甚至可能未曾遇到的問題，在我國高等教育才由精英化階段轉入大眾化階段時，已集中出現，且錯綜復雜。
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意味著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與方式上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短期內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甚至是終身教育的現實需求，給當下的高教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實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高等教育領域的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還存在，同強烈的改革訴求之間形成一股巨大張力。在此刻，比未雨綢繆更迫切的，是系統重塑。
柳森：這種“系統重塑”，主要是為了適應“知識經濟”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要求？
熊慶年：對。主要還是為了適應“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要求。在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時代，它需要面對的是一般公民都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于是，我們的高等教育無論是在人才培養的理念上，還是在方式上，在學科層次、類型的設立上，在學術性教育機構與應用性教育機構的區分上，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從某種角度來看，近年來大學生就業上的很多問題也是出在這兒。如果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不解決，不僅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難以滿足方方面面的要求，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所亟需的應用型人才缺口也會越來越大。
柳森：能否適應社會各方的人才需求當然沒錯，但令人擔心的是，大學如何才不至于成為對接需求卻目標過于單一的“就業培訓所”呢？
熊慶年：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對于大學而言，一些最核心的追求是無論如何不能丟棄的。比如對文明與智慧的傳承、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對人類社會未來公民和領袖的塑造。而有了這樣的信念作為基石，我們才能確保，我們是在為一代又一代人的未來盡責，為我們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立命。我們要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和對待大學的發展和組織變革。越是在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我們越不該忘卻，自己為何而出發，使命又在何方。而在這些方面，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心態實在要不得。
當然，無論未來全球高等教育領域中的競爭如何激烈，我們都應當呼吁一種良性的、差異化的競爭。每一所學府都應該各行其道，并幫助它的學子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若只是盲目地趨之若鶩，或者不斷陷入“先亂后治”的怪圈，代價甚重。在整個系統重塑的過程中，一個良好的、適合教育發展的生態亦非常重要。
柳森：近來，華中科大校長李培根在畢業典禮上以“根叔”形象走紅，在中國高校引發一股“根叔”式演講的旋風。這多少也是當下高教生態的一種折射吧？
熊慶年：“根叔”的走紅，反映了一種對教育本質的呼喚，那就是，要真正站在學生的立場上，真誠面對學生，以學生的發展為本。但換個角度，我們不妨問一句：大學校長不就應該是如此么？
“根叔”式演講之所以能“一炮而紅”，并熱成一股旋風，當然不乏其積極意義，但無法不令我們由此反思當下高校中的教學生態：像“根叔”這樣的校長，實在太少；像“根叔”與學生之間的這種“教學相長”，實在太少。 (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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