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
“新批判主義”：超越魯迅的批判層次？
易中天師弟、殘雪之兄哲學教授鄧曉芒舊作新版——“新批判主義”：超越魯迅的批判層次？
盡管他只是易中天的師弟，但成名后的易中天卻在很多場合提到，自己受到了他極大的影響，甚至表示自己一度想到這位師弟的門下讀博士生。如今，他和周國平兩人，被很多人認為分別代表著國內黑格爾研究和尼采研究的最高水平，只是較之更為公眾所熟知的周國平，他很少“拋頭露面”而已。最近，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了他十幾年前寫的三本書——《靈之舞》、《人之鏡》和《靈魂之旅》，使得這位學院派教授引起了廣泛關注。他說，這使他“有一種復雜的心情”，因為“終于有更多的人關注我說的那些事了”。
文/本報駐上海記者劉放
“我在為打工仔們提供哲學依據(jù)”
鄧曉芒，生于東北，在長沙長大。初中畢業(yè)即作為知青插隊落戶到了湖南最南邊的一個小縣城，白天和農(nóng)民一起出工勞動，晚上挑燈讀書，“看小說，讀海涅的詩，馬列經(jīng)典著作都看了很多遍”。幾年之后，中國大地上涌動“美學熱”，但鄧曉芒卻覺得，所有他當時讀到的美學書，好像都沒有說到點子上，于是就自己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美學簡論》，闡述了一種樸素的觀點：“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鳴。”還寫了一篇長文寄給李澤厚，對他的美學觀點提出了率直的批評。李澤厚非但不以為忤，還復信對這位自學成才的年輕人表示贊賞。
1979年初秋，鄧曉芒才以31歲“高齡”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正式開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鄧曉芒在進入大學的時候，思想已經(jīng)比較成熟了，“在大學里固然學到了更多知識，但我的觀點一直沒有變，只是表述方式改變了。”事實上，易中天碩士畢業(yè)時的論文《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就是受到了鄧曉芒上大學前寫的那篇《美學簡論》的極大啟發(fā)。
有感于這個時代的膚淺與喧嘩，鄧曉芒在10多年前就舉起了“新批判主義”的旗幟，他認為，魯迅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魯迅的批判還停留于“國民性”的層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則試圖超越這個層次而抵達“普遍人性”的層次。鄧曉芒說，當前的知識界基本上就沒什么思想可言，“只想著怎么能夠出風頭、出名，完全墜入名利的枷鎖里去了”，“我們這個時代太需要一種思想，能夠使我們中國人的眼界有一個提高。我覺得我的思想跟這個時代是合拍的，和社會現(xiàn)實密切相關，我的學問是在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種道德上、倫理上、哲學上的根據(jù)，人生觀的根據(jù)。”
對話鄧曉芒——
“易中天不算是公共知識分子”
廣州日報：在國內當代作家中，您的妹妹殘雪向來被視為一個獨特的存在，您怎么看待她的創(chuàng)作和她所引發(fā)的爭議？
鄧曉芒：說到殘雪，前不久我跟她聊了三天三夜關于中國文學的話題，可能最近會把這些對話整理出書。我覺得她的文學理念是有道理的，對中國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都有意義。
廣州日報：您提及魯迅的寫作是批判“國民性”，您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中植入更高層次的人性素質”，“更高層次的人性素質”是什么？
鄧曉芒：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帶有很強烈的“功利”、“世俗”色彩，他希望通過這種批判來振興國家。我想說的是，這種批判當然需要，但還應該進一步升華，還需要思考更根本性的問題，今天的知識界找不到幾個愿意思考這些問題的人，從這點來說，我是很自信的，因為時代需要我的思想。
廣州日報：您前一陣子的“出走”武漢大學的傳聞是怎么回事？有人發(fā)出了“武大沒落”論，您是怎么看待的？
鄧曉芒：我只是調任而已，跟武大是否沒落無關。我也不覺得武大“沒落”，武大的那些事情，中國的所有大學都可能存在。我認同“中國高等教育完敗”之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蘇聯(lián)模式，現(xiàn)在又慢慢地回到了類似科舉時代的那種做法，磨滅人的個性和創(chuàng)造力，雖然一直在嘗試改革，卻至今還沒理出什么頭緒來。
廣州日報：您怎么看待易中天的話題性和爭議性？
鄧曉芒：我很欣賞易中天，不過，我沒有他那樣的口才，所以不可能像他那樣做，我只能用我的方式來影響、吸引人。有一種說法稱，易中天近年來正在從一個大學教授向“公共知識分子”轉型，其實，我不覺得他算是“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他并沒有去做什么“為民請命”之類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識而已。
鄧曉芒
1948年4月生，湖南長沙人。長期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直接從德文翻譯、研究和解讀康德哲學，創(chuàng)立“新實踐美學”和“新批判主義”，積極展開學術批評和文化批判，介入當代中國思想進程和精神建構，在學術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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