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否意味著高校規模“大躍進”將告一段落？
作為著名經濟學家，顧海良喜歡用數字說明問題。他分析，一個民辦學校或者獨立學院，僅僅就其辦學基本經費而言，在校生人數在1.1萬人以上的時候，才可能進入良性循環。而低于6000人就開始賠錢，就必然要壓縮教師和設備維持運轉。所有在校生人數如果低于5000人，這所學校可能就會難以維系，陷入財務危機。“如果拿不出有效辦法，他們的破產不會太遙遠”。
他說，在中國高校合并和調整規模的大潮中，很多綜合性高校都把擴招的重點放在了研究生上，追求研究生和本科生數量的1∶1。這樣，本科階段擴招來的學生更多地進入二三流大學。而到2020年，人口數量不斷下降，如果一類校招生人數控制不變，那么二三類學校的生源就吃緊了，“很多學校會面臨招生困難，恐怕連末流學生都搶不到”。
最近，在提交討論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里，未來10年把發展民辦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它們必須面對生源減少的難題。
顧海良建議，一些缺乏競爭力的學校應該及早集約型發展，找到符合自己特色的突破口，切忌辦教育也一哄而上好大喜功。他很推崇有些民辦學校和獨立學院的辦學理念，把學生的培養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結合起來、和人才市場需求密切結合起來的辦學模式，要走類似國外“社區大學”的發展模式。
“中國的民辦教育市場還不成熟，沒有足夠多的投資者愿意掏錢辦教育。”顧校長指出，民辦教育可以借鑒西方的基金會方式。目前，國內對民辦教育的“非贏利性”有誤解，事實上在歐美國家的私立學校，“非贏利”的意思是，學校要贏利，但投資者不分紅利，這樣把所有的錢都滾在學校基金里保值增值。如果不讓盈利，民辦學校的就無法達到一定規模，更難進入良性循環。
他介紹，西方的遺產稅對扶持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學影響巨大。富人要把財產留給孩子，70%~80%的財富都得交遺產稅。所以他們只能把錢捐給學校。這些資金催生了西方國家的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學，可在中國卻產生了一大批“富二代”。
如果政府能規范捐贈渠道，幫助“先富起來的人”成熟起來，而這些民辦學校獨立學院放棄盲目地擴張，改變培養人的目標，為學校學生準確定位，相信中國的民辦教育還是能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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