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變遷
那是一道大門被打開的驚喜，至少行政命令不再過多干預畢業生擇業。
此前從畢業生到用人單位，要經過高校、教育部兩重大門，尤其是教育部牢不可破的大門，在就職前使得雙方不能相見相知。“就像舊時的婚姻一樣，在結婚前雙方是不知曉對方的。”韓經說。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當年的許多畢業生，毅然打點行裝，來到深圳、廣州等南方城市，開創一片新的事業。
不僅僅是到南方，還有很多人到外企去，到民營企業去，自己創業去。韓經回憶說，教育部的分配指標，只包括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單位，外企和民企尚不在列。
然而當時，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市場經濟抬起頭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的外企越來越多，民營企業、私人工廠也紛紛建立。這些企業和工廠幾乎招不到大學畢業生，他們只能用那些辭職的人，或者沒有上過大學的人。
1992年，北京科技大學學生處接到一個通知，原冶金部召集屬下的16所高校，要與用人單位開一個“供需見面會”。
韓經笑了，“學校是最了解自己學生的，但是以前學校不能參與分配工作，現在學校直接作為參與因素了，真是一個進步。”
韓經和兩位同事趕到原冶金部找的一個會議中心，看到一個個用人單位已經來了，有寶鋼、攀鋼、武鋼等國有大型企業，也有各地冶金局等事業單位，還出現了北京外企服務公司。
其實早在1979年，北京外企服務公司已經成立，然而真正到高校招聘畢業生，還是等到了上世紀90年代。
16所學校，擺起了16個小攤子。攤子上寫著學校所設系別，用人單位中意后，前來和學生處老師談判。攀鋼的員工曾對韓經說，想要當年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系畢業的所有四川生源，以及周邊青海、貴州、云南等地生源。
這個見面會，只有半天時間。當天下午，韓經就要趕回學校，將用人單位的需求，按照系別分類，然后讓各個系的負責老師和學生做大致溝通。“說起來簡單，這些工作其實很繁瑣，當晚我們都是要熬通宵的，”韓經的話鋒一轉，“但是心里很高興，能夠為學生找到滿意的工作，我們當然高興。”
當時的學生，大部分把眼光瞄向外企。因為外企待遇較高，經營理念先進，有國際職業規范，在事業單位一個月拿400元，但在外企可以拿到1000元。
當韓經等老師再次把信息通過原冶金部反饋給用人單位，這一年的畢業生就業基本塵埃落定。
然而作為就業主體的學生，還是沒有直接參與到求職過程中。這個僵局的打破，依然是國家一道行政命令。
1994年，原國家教委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制度的試點意見》，提出國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針政策為指導，以獎學金制度和社會就業需求信息引導畢業生自主擇業。
1998年，北京科技大學舉辦第一次大型校園招聘會，就是讓用人單位到學校來，和學生見面商談。“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求職，不僅是一種進步，更是質的飛躍。使得就業的兩個主體直接溝通，用人單位和畢業生手中都有了選擇權”。
這次校園招聘會是在學生食堂。幾百家用人單位搭起小攤子，有事業單位、外企，還有聯想等知名民營企業。學校里千余名本科畢業生、碩士博士畢業生手持自己制作的簡歷來到現場，遇到有意向的單位，就遞上一份簡歷。
在現場轉悠的韓經，舒了一口氣，心情很暢快。當年的招聘會舉辦下來，本科畢業生的簽約率約為90%。
韓經還注意到，當時民營企業突飛猛進，畢業生的目光也開始投向這些單位，不再單一地趨向外企。而此時正逢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經營狀態欠佳，在他們的攤子上，很少有人問津。
招生就業處的老師，不再參與用人單位和畢業生的溝通，而轉入幕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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