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海濱，教授花園”，在日前開幕的北京秋季房展上，來自山東省日照市的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瞄準北京各高校的教師這樣兜售海景房。
北京某媒體今年8月報道說，在海濱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當地的“教授花園”小區買了房，其中有九成為北大教授。
據悉，一家參展的來自某海濱城市的房地產公司還將于國慶節在北京大學開設班車，免費接送想看房的教師。
就在部分高校教師富裕到可以異地置業的時候，他們的一位同事阿憶卻在網上聲言，僅憑其工資收入，“入不敷出”。一時間，大學教師的薪酬問題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
多數青年教師和學歷低的講師助教，每月只靠一兩千元的基本工資生活
今年6月，江西南昌大學新聞系的年輕教師劉易成(化名)帶課的第一屆學生就要畢業了，班上幾名很有心的班干部想給老師一個驚喜，沒打招呼就帶著禮物敲開了劉易成的家門。劉易成尷尬地將學生讓進屋，家里連椅子都找不齊。
一直在外租房的劉易成住得離學校很近，也喜歡跟學生相處，但他很少將住址告訴別人，因為房子條件挺差，沒什么家具，來了人也不好招待。
劉易成碩士研究生畢業后，以外地人的身份到這個陌生城市求職，成為這所省屬高校的一名助教，教授新聞理論。當時趕上學校不分房，也沒有教職工宿舍，他只好到校外的學生租房區內租了一間農民的房子。此時，他的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出頭，去掉生活費，他還要向家里寄一部分錢，一年下來攢下的錢很有限。
雖然教師工作比較穩定，但行業內的收入差距刺激了劉易成。為了盡快評到職稱，他省下錢準備考博，“沒房子，以后成家都是問題。”近30歲的劉易成并不滿意現在的收入。
該校講師馮塵(化名)去年接受了一份江西省內的“高校教師滿意度”調查，在工資報酬、補助購房、培訓機會和聘升職稱幾項都畫了“不滿意”。
“很多人認為高校教師工作輕松、收入高，其實只是看到了多數教授、副教授們的生活。”馮老師說，到了教授這個級別，教師的工資的確可以達到很高，他們還可以通過校外兼職等途徑賺錢。但大部分青年教師、學歷低的講師助教，構成了高校教師群體收入的金字塔底端，這些人每月只靠一兩千元的基本工資生活。
國家稅務總局將高校教師列為“高收入個人”后，華南理工大學原校長劉煥彬教授曾對媒體表示，如果說年收入10萬元以上才算是高收入者，那么高校教師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師的比例不到5%。在中西部高校中，這個比例就更小了。
部分教師提及收入狀況諱莫如深，兼職成了主業，教書退為副業
北京大學副教授阿憶在網上貼出了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為4876元，在減去各項生活開支后，竟然成了負數。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一位副教授說，高校教師的收入是很零碎的，工資條僅是一層表皮，并不能說明職工的真實收入。
這位副教授以自己為例，他每個月實際劃到工資卡上的有2500元~3000元，這筆錢與工作年限和職稱密切相關。另外，每個月學院里會固定給一筆錢，相當于基本工資的30%，約有三四百元。由于院里會舉辦一些考生培訓班，學院能從中獲得創收，這樣還會給每位教職工每月大約發1000元。再加上指導研究生論文的補貼及課時費等，算下來，不算工作外的收入，他一個月至少拿到4000多元。這位副教授還一直在媒體兼職，為一份報紙每周撰寫一篇專欄文章，每月又多了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采訪時，雖然大多數高校老師在被問到收入狀況時諱莫如深，但通過調查，筆者發現，在外做兼職、或掛職做項目的高校教師非常多，這讓他們有了不菲的灰色收入。
近日，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筆者得知，參與這場論壇的一位法學界的頂尖級專家獲得的報酬高達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專家通過參加學術研討會來獲得報酬已成為專家“灰色收入”的重要來源。
去年，在有關“經濟學家的良心”的爭論中，有媒體報道：“北京一流經濟學家年收入過百萬元，二流也掙60萬元，這些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擔任獨立董事，在這個名單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蕭灼基、衛杰、張維迎、吳曉求等教授。”
相對于靠兼職掙外快的高校教師來說，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訓班教課和課題組的技術入股辦公司起家的。
中央財經大學的一位法學院教授發現，由于連年來的“考研熱”、“考證熱”，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外語學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師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語培訓班的講學，而法學院的一些教授則通過舉辦司法資格考試、法律碩士考試的培訓班獲得大筆收入。這位教授所在的法學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躋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納3000名觀眾的海淀體育館座無虛席，啟航培訓學校暑期政治強化班正在舉行。與啟航培訓學校合作授課的有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教師。
近幾年考研市場迅速膨脹，許多名校的教師紛紛瞄準了這個賺錢的機會。在啟航培訓學校，以考研政治班為例，為期一周的課程，每位學生要交培訓費500多元，每期有幾千名學生報名。由于教授的報酬都是從幾千名學生的培訓費中抽取的，學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課教師從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袁名(化名)說，大學教師這個職業比較有條件在外兼職，因為課時量小，假期周末等空余時間較多，而學校也沒有明文禁止。但當教師兼職占用了過多精力后，對其教學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當教授的‘外快’成為工資的兩三倍后，他就會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職工作，教書育人的本職工作反倒成了副業。”
袁教授稱自己前兩年在一家電視臺兼職做節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時每周要去參加兩次選題會，還要輪流值班，當他發現那個工作已經不是兼職，幾乎要求全職時，便立即辭去了這份工作。“很多年輕教師因為收入差距的刺激，紛紛想方設法兼職賺錢，如果這種做法形成風氣，高校的教育質量將必然受到影響。”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對此認為，低工資收入狀態下，兼職是合理的。一個工人下班后，給鄰居打沙發，收入與正式工作沒關系。收入不是大學帶來的收入，跟大學沒有關系。不過據他了解，北大的老師沒有那么多時間做這些事情。
跟社會聯系更多的專業更能賺到錢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在談到高校教師收入差距時稱：“跟社會聯系更多的專業可能更能賺到錢，但是社會總資源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富豪教師，占比例多少，都沒有統計。我感覺學校大部分老師是貧窮的，如搞古代漢語、宗教學科的，這樣的老師是大多數。”
學科在社會適用性上存在的差異，決定了此學科教師收入之間的差異。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說，經濟學、管理學的教師收入很高。他們除了完成系里的教學任務以外，還給企業加班，一些人還會給非正式注冊的學生上課掙錢。“我知道有的學科教師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萬元。其實很多院系都很重視掙錢，只是某些學科接觸社會的程度多一點，能夠多撈一筆。其他院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北京理工大學的吳教授說：“目前，名校與非名校，老師的工資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同一學校的不同學院，老師的工資收入同樣差距很大。”如中國人民大學作為偏文科類高校，與理工科院校相比，教師的工資和崗位津貼等收入要低一些。
“科研項目多的理工科院校，教師的收入中，課題項目經費占很大比重。”吳教授說，北京理工大學的科研經費數額在北京高校中位列前三，有時一個課題的科研經費就高達幾千萬元。
“近年來，理工類院校教師的平均收入水漲船高，很多教授年收入不止30萬元，相比之下，文科院校的教授年收入不足10萬元的占多數。”吳教授提到。
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許多高校教授都積極找課題、跑項目、要經費。由于某些項目經費中可以比較自由地支配，許多教師對此忙得不亦樂乎，甚至不愿再從事教學。另外，不少理工院系的教師在一些公司里做兼職工程師，或搞專利發明、開公司推廣技術等，收入也很可觀。
“有人十幾年拉項目可以掙到100萬元，每年平均有十萬八萬元的收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告訴記者。
他透露說，很多教授為了拉項目，不斷地請客吃飯，這在高校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教師申請了項目卻廉價包給學生做，“納稅人的錢給白糟蹋了”。
校內各院系創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間發放的獎金數額有較大差距
據了解，高校中不同的院系都有自己的創收辦法。
例如北京某高校的人文學院每年招收一定數量的單獨考試學生，多是在北京當地工作過的、參加學院組織的考試而入校的，因為不屬于國家計劃內招生，學院會收取比統招生高很多的培養費，這一筆額外中的一部分將以講課費的名義分發給授課教師。
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王處輝教授曾在《高校教師收入知多少》一文中對高校教師的收入進行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他指出，社會和市場直接需求較大的學科，辦班就較容易，所以辦班多，招生數量也大，相應地創收額也大。對于各類辦學創收收入，學校有明確的分成規定，辦的類別不同，學校提留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大體說來，學校的提留在45%至55%之間，其部分則歸直接創收的院系所有。歸直接創收院系所有的部分，又按學校規定的比例劃分為發展事業費、集體福利費和獎金3個部分。發展事業費固然要用于改善辦學條件的，而獎金則由直接創收單位按各單位自己的規定發給本單位的教職工，作為院系獎金，集體福利費部分也用于所在單位教職工改善福利待遇，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以實物形式發給本單位教職工的。這成為校內不同院系之間收入和實際福利待遇差距的重要因素。
據他調查，校內各院系創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間發放的獎金數額有較大差距。創收多的院系，每年可發給本單位教職工的獎金可達人均三四萬元，而有的院系則沒有能力給本單位教職工發獎金。也有些沒有辦法創收的院系領導為了安撫民心，年底東拼西湊才能給每位教職工發幾百元獎金。總之，各院系教職工之間的獎金收入的差別是較大的，這最終造成了同在一校工作的教職工之間經濟收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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