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南通市是一個制造高考傳奇的地方，而有人告訴記者，該市教育局局長王炎斌是一個教育理想主義者。記者也曾在《國家行政學院學報》上看到過他寫的一篇論文，題目是《農村教育應走科學發展之路》，帶著好奇，記者采訪了王炎斌。
對于“理想主義者”這個評價，當過十幾年中學校長的王炎斌只是付之一笑。
走近王炎斌，記者聽到更多的是他遭遇的現實困境。
缺錢是農村教育的癥結 卻不是教育部門能解決的
在農村中學任教多年的王炎斌，深知當前農村教育還面臨教師待遇沒保障，教育收費不規范，教育負債無法償還，辦學條件無法改善種種困境。
“說到底，農村教育就是錢的問題?！奔幢惝斏狭私逃志珠L，王炎斌也還是感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教育投入是各級政府的職責。盡管南通大部分縣、鄉政府已經符合“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的規定，但王炎斌剛上任那會兒，仍有一些縣、鄉存在拖欠教師工資和亂收費的情況。
教育界被查出問題，老百姓往往把板子打到教育部門身上，這讓作為主管的王炎斌感到尷尬。實際上，在義務教育“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下，王炎斌所能做的就是敦促地方政府完成財政投入，逼急了也在市政府工作會議上發發牢騷。
有一次，省里來人檢查工作，查到一個鄉政府竟然發文收“桌凳費”?；蛟S是為了照顧基層政府的工作積極性，有關人員只是把情況向市政府領導通報了一下。一旁的王炎斌突然開口了：“省里決定怎么處理？”省里來的人一愣。“亂收費問題抓了兩年，惟獨他們頂風作案。不處理就是默許，那些規范收費的效仿怎么辦？”一直在抓亂收費的王炎斌有點急了，“查了不處理還不如不查！”
可無論有多急，在教育投入上，主體還是地方政府。為了“不影響以后的工作”，王炎斌不得不嚴守“協調者”的分寸。
“這就像是化緣。”王炎斌苦笑道，“有些問題不是教育部門能解決的?！?/p>
教育不能只讓一部分人先聰明起來
農家出身的王炎斌，念叨最多的是教育公平。就像他寫的論文中提到的那樣，“教育不能只讓一部分人先聰明起來，我們要讓每一個孩子都享受同等的教育資源”。
王炎斌無法忘記，為了給自己攢夠每月兩元的學費，哥哥輟學做了木匠。上中學時，為了節省路費，自己每天睡在學校的傳達室里。
王炎斌常常引用瑞士學者查爾斯·赫梅爾的話，“任何自然的、經濟的、社會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狀況，都應盡可能從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補償。”王炎斌認為，對南通學生中80％的農家子弟來說，能夠享受同等的教育資源才談得上社會公平。
曾在3所重點中學當過13年校長的王炎斌深知，最讓老百姓感到不平的就是招生時的暗箱操作。南通中招實行的是公辦學校就近入學，民辦學校電腦派位。但每到招生時，那些當官的、有錢的總會想盡辦法打招呼、遞條子，要求為子女降分錄取或減免擇校費。一段時間以來，上萬元的擇校費減免往往就是校長的一句話。
作為校長，王炎斌總是想盡辦法推脫，醫院里、賓館里哪兒都躲過，最后連家人都搞不清他躲在哪里。
做了局長以后王炎斌不躲了?！坝械闹袑W校長一年減免的擇校費有100多萬元，有錢人家的孩子上學反而少交錢，哪有這個道理？”王炎斌深知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因此他一上任就沒收了校長批條子的權力———所有學校的擇校費都必須嚴格按照上報的招生人數收取，并使用由教育局開出的定額發票，同時學校無權對任何學生特批錄取。
外甥成了王炎斌這個政策的“犧牲品”。由于中考離重點線差兩分，他最終就讀于一所普通中學。
王炎斌的“無情”的確讓一些人卻步，但王炎斌也知道，最終還是有些人“堅信自己享受特權，沒有辦不成的事”。他們往往繞開教育局，尋求其他途徑。
說到這兒，王炎斌長嘆了一口氣：“我個人能做的只是保證相對的公平，底線是不讓農村學生因為窮而失去受教育的權利?！?/p>
作為老師，他信奉寬松教育 作為局長，他強調應試能力
作為一名語文特級教師，王炎斌信奉的是寬松教育，“因為寬松能容忍所謂的異端，給異想天開的思維火花提供源源不斷的氧氣”。他對一些學校把學生當作“考試的機器，奪分的工具”感到憤慨。
作為南通市教育局局長，他在針對課改的工作會議上不時地提醒校長們，“要適當培養學生的應試能力，課改如果回避考試和應試，那么，即便它代表了教育發展的正確方向，即便它富有創新的時代色彩，也只能是水月鏡花”。
問題是教育工作者們似乎還沒找到既寬松又能取得好成績的方法。一直以來，南通的高考成績位居全省前列，而南通許多縣中采用的應試手段又廣受爭議。
背離了自己的教育理想，王炎斌感到無奈。他認為這是當前不健全的用人機制和優質教育資源稀缺造成的。對于想跳出農門的南通學生來說，高考就是一場生存發展的競爭。因此當王炎斌面對著那些在子女教育上傾其所有的農民時，首先考慮的就是讓這種投入能有高效的產出。王炎斌認為，只要選拔人才的考試存在，就無法回避這個現實，“我所能做的就是探索一些科學的手段，盡量提高效率”。
當校長的時候朋友多，當教育局長朋友越來越少
在王炎斌的教育實踐中，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總是這樣交織在一起，他的教育理念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施展。
從34歲做校長開始，王炎斌就以“硬肩膀”、“硬耳根”和“硬手段”在南通教育界聞名。
擔任局長后，深知學校管理弊端的王炎斌就先從校長開刀，因為他無法容忍“有些人把校長當官做，有些人把校長當老板做”。
有位校長貸款1億元改造校園，別人問他怎么還，他說，“那不是我的事，明年我就要退休了。”在這種“樹政績”心態的驅使下，南通不少學校提出“用明天的錢來辦今天的事”，在硬件建設上不惜斥巨資，結果一些省重點中學中迅速“崛起”了一所所資產上億元的學校。而這樣的決策往往是一些校長拍拍腦袋就決定了的。
王炎斌明白，在這背后是幾千萬乃至上億元的負債，而隨著辦學的日益規范，隨著擇?！叭蕖保ㄏ奕藬怠⑾薹謹?、限錢數）政策的逐步落實，這類學校的還貸能力將越來越弱，零資產出售甚至負資產破產重組將成為短視行為的最終結果。于是王炎斌提出，各個學校必須制訂合理的發展規劃，同時學校申請銀行貸款必須由教育局來擔保。
2005年，南通市教育局在全市行風評議中被評為優秀。這之前，在南通一提到教育收費等問題，老百姓都是怨聲載道，向來是“行風評議，教育坐底”。
“當校長的時候朋友多，當教育局長，朋友越來越少?！边@是王炎斌現實生活的寫照。從老師到校長，從教育專家到教育部門的一把手，這一路走來他并不輕松，甚至越走越感到孤獨。這個社會盤根錯節，充斥著復雜的關系背景，無論是作為校長或是教育局局長，無論是實踐教育理想還是實施教育管理，都無法擺脫這個現實。
每每念及于此，王炎斌總是搖頭嘆息：“人終究不能拎起頭發離開地球”。 （記者 蔣昕捷）
中國青年報 200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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