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被認為在經濟上擁有強勁上升空間的發展中國家，差不多同步地走到了一個新階段———漲薪潮降臨。處在社會底層的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迫切地希望從國家增長的GDP中分享紅利。在越南，最低工資標準7年間漲了6次；秘魯政府則在4年內調整了3次；在蒙古，政府“發紅包”依然沒能讓各團體工會放棄工資翻番的要求；而攪亂泰國社會數月之久的“紅衫軍”，訴求之一便是把日工資水平提高兩三倍。但漲薪的幅度和頻率，顯然不是那么容易拿捏的。即使是德國這樣的老牌工業國家都慎之又慎，擔心漲薪之后帶來更多的失業。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既保住現階段所必需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又找準企業利潤與社會和諧間的微妙平衡，確實是道高難度的考題，它們所要權衡的東西比發達國家要多得多，也復雜得多。
越南政府7年上調6次工資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勞動者總感覺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泰國社會存在的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社會不公等問題嚴重，是今年春天再次引發“紅衫軍”示威游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泰國商會大學最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工人認為自己掙得太少，只有不到1/4的工人表示自己“稍有儲蓄”。泰國工會委員會的調查也顯示，泰國工人每天必須加班4-5個小時才能掙夠養家的錢。為此，泰國工會委員會呼吁政府將工人最低工資由每天210銖提高到250銖(約合人民幣50元)。在泰國剛平息的“紅衫軍”示威中，反政府的“紅衫軍”開出的最低日薪要求是在300到600銖之間。曼谷很多行業的收入都是按照最低日薪210銖核算的。比如，在曼谷雇保姆一般每月要花上7000銖。餐廳服務員月工資相對少很多，只有4000銖，但會有額外的小費進賬。曼谷出租車司機每天運營毛收入1100銖左右，減去上繳公司的車份錢和油費600銖，可剩下大約500銖。
越南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后的替代國家，但它也是給工人提高最低工資次數最多的國家。越南經濟幾年來持續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1000美元，但通貨膨脹讓越南普通勞動工人直接承受著物價上漲的壓力，小規模的工人停工事件屢屢被媒體報道。為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越南政府去年頒布新規，要求從今年年初開始，內資企業工人最低月工資從之前的80萬越盾（1美元約合1.7萬越盾）上調至98萬越盾，外企工人最低月工資也調整為134萬越盾。《越南經濟時報》曾以“增加最低工資，是否終結廉價勞動力時代”為題發表文章說，自2003年以來，政府已經6次上調工資，連續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將影響越南廉價的勞動力優勢。
但這樣的標準，在很多越南人看來，還是偏低。記者的一位越南朋友最近家里喜添男丁，但很快就為請保姆發愁。他告訴記者：“以前請個保姆每月只需100萬越盾，現在竟然漲到200萬越盾，這么高的工錢保姆才答應先做兩個月。”在河內、胡志明市等大都市，很多家庭和餐館已經鬧起了“保姆荒”、“服務員荒”。為了多賺些錢，河內出現合開出租車的夫妻搭檔。
最低工資反復變化的要算土耳其，每年都會固定變化兩次。加入歐盟是土耳其的既定戰略目標，因此，在對待勞工的問題上，土政府一直在向歐洲國家靠攏。土耳其哈杰泰佩大學經濟統計學教授侯賽因·塔特勒迪爾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土國家統計局每個月都對溫飽和貧困狀況進行調查，然后根據調查結果，通常在每年1月和7月公布兩次最低工資標準。按照今年1月確定的最低工資標準，16歲以上勞動者每月最低收入為729里拉（約合500美元），但其中包括退休養老金和醫療保險金。在安卡拉，幾乎每棟樓都有看門人，負責打掃樓道衛生、燒鍋爐，他們屬于典型的底層勞動者。記者所在樓的看門人伊斯邁特說，他收入不固定，但每月拿的都是最低工資水平的收入，這幾個月都是500美元左右。在土耳其，無論保姆、出租車司機，還是餐廳服務員等純粹的體力勞動者，其月工資都不低于500美元。塔特勒迪爾教授說，社會上也會有一些工廠主、飯店老板因效益不佳等原因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土耳其的企業會執行。
高失業率讓調薪幅度有限
在南美國家，秘魯的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其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略低于其他拉美國家。過去4年，秘魯政府給普通工人漲了兩次工資。2007年10月，最低工資由500索爾（約合180美元）上調至530索爾，2008年又上調至550索爾。政府如查到企業沒有嚴格執行此項規定，會對企業處以兩萬多美元的罰款。2008年調整最低工資讓超過70萬秘魯低薪階層受益。但實際上，據秘魯本國的一項社會調查，550索爾在秘魯已很難維持生計。在秘魯首都利馬唐人街一家大型中餐館當招待的約翰尼，3年前在購物中心工作時拿的就是最低工資，但因為離家遠，又要帶飯，工資不夠花，就應聘來中餐館打工，雖然拿的還是最低工資，但離家近，還管飯，省了不少開支。約翰尼說，他每月租房子花250索爾、水電費50索爾，上小學的兒子花120索爾，再加其他開銷，550索爾是月月光，好在妻子在家門口賣汽水，每月能賺200索爾補貼家用。約翰尼說，畢竟秘魯的失業率很高，很多秘魯人接受最低工資的標準，因為有收入總比沒有工作要好一些。
在印度，中央政府和各個邦都沒有出臺過有關“最低工資”法規，只是目前執政的聯合進步聯盟政府在去年的大選前曾表示，政府有義務為每位農村失業男勞動力提供每年不低于100天的就業機會，每天工資為100盧比（1美元約合45盧比）。印度德里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羅伊告訴記者，印度政府要解的燃眉之急是提高就業率，而非制定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在印度，同樣是司機，但如果是應聘到外企，每月收入是1.5萬至2萬盧比，給印度本地老板做司機，低的僅有3000盧比。一個印度私企老板告訴記者：“我是用自己的財富來給司機提供一個生存的機會，要不是我雇他，他很可能就會是失業者，生活就無從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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