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的底線？
隨著廣東中山把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770元提高至每月920元，在勞務市場上，一些企業的招工條件也在悄然變化。
求職者 小莫：
以前工資標準低的時候，(企業)包吃包住，現在幾乎不包吃不包住，已經變相扣減出來了，不加班是沒多少工資收的，在工廠里都要靠加班費。
企業代表 朱先生：
市場的現狀是薪金的標準不當，根本招不到人，所以我們很早就超過最低工資標準了。
一邊是企業薪金低出現招工難，另一邊卻是企業拼命壓低人力成本，各地劃定的最低工資線往往成了一些企業的執行工資。雖然“民工荒”的說法自2004年就開始出現，而每年“企業加薪搶工人”的新聞也不鮮見，但工人工資實則難見增長。在廣州，就有五成招不到工的企業是因為工資低。今年5月起，廣州將最低工資標準從860元上調至1100元，調整幅度達28%，為歷次調整 幅度最大的一次。
廣州市總工會主席 陳偉光(電話采訪)：
廣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是從1993年就開始建立這么一個制度，我們平均的工資現在廣州年收入接近了四萬塊錢了，但是在我們最低工資標準，一年也就是一萬二、三左右。最低工資標準僅僅是一個最低工資兜底的這么一個工資線，跟社會發展來看，它應該不是太適應了。
根據廣州市總工會提供的資料，廣州實施最低工資標準17年來，總共上調8次，最低工資從1993年的250元到2010年的1100元，增長了3.4倍，而同期社會平均工資增長則在6倍以上。最低工資與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也從當年的近50%，降至如今的30%左右。
廣州市總工會主席 陳偉光(電話采訪)：
我們當時(最低工資)僅僅是250塊，當時1993年的時候一般職工的收入也不太高，比如說我們機關的公務員一般科級的干部他一個月的收入也只是四百、五百塊這樣的水平，所以當時最低工資標準占職工平均工資比例是相對比較高的。
蘇海南：
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他們實際執行結果，他們的最低工資大概相當于本國或者當地的社會平均工資的40%到60%，/ 這么調完以后，應該說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社平工資的比例都有明顯的提高。
今年以來，已有10個省市大幅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但即便如此，最低工資超過社會平均工資30%以上的省份僅為少數，更遠低于40%到60%的國際通行標準。
廣州市總工會主席 陳偉光(電話采訪)：
提高最低線我們還有很多的兼顧，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它本身利潤空間也不太大。 我們這一次增幅這么大也引起了社會上的一些雜音，就是反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度，主張最低工資標準政府不應該管，應該讓市場去決定，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一種觀點，因為最低工資標準僅僅是一種兜底的政策，這一點政府都不管，弱勢群體的保護就更加是沒有保障了，所以政府應該負起這個責任。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 蘇海南：
我們寄希望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解決所有工資增長問題，這個是不現實的。/要加快推行勞資雙方的工資集體協商，建立這么一種機制。
5月13日上午10點，廣州國研機械公司工資集體協商大會正式開始
員工代表：出差補貼。
公司代表：講。
員工代表：每天三十塊錢總覺得有點低了。
公司代表：我給你講這個事情，考核難度太大，這么多員工每周考。
員工代表：可以民主。
盡管勞動保障部早在2000年就出臺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而廣州市總工會在53家企業開展試點已經兩年，但像這樣企業和員工為薪酬展開唇槍舌戰并不常見。據廣州一項調查，百分之百的勞動者期望漲薪，但多達54.2%的員工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無所知。
廣州市總工會 陳偉光(電話采訪)：
它有很多的原因是制約著工資談判這個制度。/目前來看，我們在法律這個層面上還沒有一個很剛性的規定，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沒有說企業必須要進行工資協商談判。
過去一些地方政府在促進工資增長上無所作為，甚至打出“營造勞動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號，但創造了經濟奇跡的低薪模式還能持續多久？我們還要繼續做廉價勞動力大國嗎？就在本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雙方達成共識將各自推動建立更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而中國也承諾，將繼續致力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未來會更多以國內消費帶動經濟增長。
最低的保障
中共中央黨校 周天勇教授：
我今天到國家工商聯開了一個會，就是中小企業的員工的工資正常的增長機制問題。那么確實我們需要在，至少今年我們要進行調研，制訂方案，十二五期間要開始解決這個問題。
解說：在周天勇看來，至少有三件事是當務之急：一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二讓勞資協商和談判機制運轉起來；三工人的工資必須和企業的利潤掛起鉤來。
復旦大學社會學部 肖巍教授：
沒有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也就沒有和諧的穩定的社會關系。
解說：“勞動關系是現代社會的晴雨表”，本周肖巍在《學習時報》上發表了文章--“實現體面勞動的兩個要領”。而“體面勞動”這四個字，這一周在黨報黨刊上出現的頻率很高。
《人民日報》“努力實現體面勞動”
----就業是前提
----收入是保障
----發展是源泉
復旦大學社會學部 肖巍教授：
我的意思就是說，勞動者是社會最重要的部件，最重要的。這個最不是說最重要之一的最，就是最，因為這是我們國家的物質基礎或者說物質前提，這種如果處理不好的話，不但有悖于我們社會穩定，甚至也有悖于我們意識形態。
讓勞動告別廉價，顯然不僅僅是企業一家之責；讓勞動告別沉重，也不是薪酬體系能獨立支撐的。教育、醫療、住房，哪一件不關乎勞動者最起碼的保障與公平？
5月24日 北京
北京市教育局新聞發布會
在北京這座城市，有一個特殊的倒掛現象，那就是處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中，外地戶籍的人數已經超過了本地戶籍。
北京市教委基礎教育處處長 李弈：
現在進入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所有的孩子，學籍是一樣的，都進入到我們的MIS學籍管理系統。
解說：這一周，北京啟用了新版《中小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這個新辦法最大的亮點，就是讓流動兒童在義務教育階段也能享受同城待遇。但是，新辦法回避了中考和高考的問題。
北京市教委基礎教育處處長 李弈：這個問題不是這個文件所能涵蓋的。
解說：北京的這一步，雖然距離真正的教育公平，尚有不小的距離，但依然值得肯定。而這一小步，也讓規模龐大、貢獻巨大、與這座城市朝夕相處的外來務工者，多了一份歸屬感。
5月22日 重慶
第三批公租房開建
幾天前，重慶市第三批公租房破土動工。僅僅這兩個項目，就可以解決3.8萬戶家庭的居住需求。市長黃奇帆也借助這個機會，向外界闡述了重慶擴大公租房申請范圍的細則。
重慶市市長 黃奇帆：一重慶城區的原住民，低收入群體；二打工的農民工；三學校畢業的大學生，來重慶就業安家。
重慶的這個做法，的確開全國之先，因為一視同仁提供公租房，需要克服的不僅僅是財政方面的壓力。“體面勞動”、“活得有尊嚴”，這些2010年的關鍵字，或許意味著一系列新變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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