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富人控制社會財富比例
中國政府確定的貧困線和世行推薦的貧困線比較（人均每日收入）制圖/方毅夫
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
前些年的國有企業賤賣使許多有權者獲得了暴利，而大多數工人失業或收入下降。
由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對權力沒有形成有效約束，腐敗官員的比例逐年擴大，動則貪污受賄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官員呈增長之勢。不少官員或通過審批項目和提拔官員大舉斂財，或在各類企業中擁有干股分紅，讓擁有官股保護的企業獲得暴利的同時，卻使通過正常渠道辦事的普通守法企業步步艱難，使社會的整體運行效率大大降低。
前些年的國有企業賤賣使許多有權者獲得了暴利，而大多數工人失業或收入下降。近幾年的土地買賣，也在不斷上演少數人暴富而大多數農民被嚴重剝奪的過程。許多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失去今后的生活來源。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擴大貧富差距的工具。通過不公平的發行制度，公眾投資者比大小非等機構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幾倍，超高市盈率發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億萬富豪的同時，卻使億萬股民辛苦積蓄一生的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貧富差距巨大會使社會矛盾愈加尖銳
以上四大失衡導致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愈加尖銳。
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該國社會處于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
中國貧困人口數按照國際標準測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國政府2008年確定的貧困線僅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僅0.3美元，這與世界銀行推薦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差距極為懸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導致我國內需拉力不足，被迫嚴重依賴國外的消費和市場。
貧富差距巨大不僅帶來內需和消費不振，帶來經濟風險，還會造成普通大眾的嚴重不滿和社會秩序的震蕩不穩，急需采取措施從根源施治。
緩解失衡·十條建議
為縮小貧富差距，使我國經濟發展從嚴重依賴外需過渡到主要依靠內需的支撐，我們建議：從“十二五”規劃期開始，從制度、體制和政策上，進行較大力度的改革，切實解決財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
一、完善分配領域的稅收體系
通過稅收增減來調節和縮小社會貧富差別，是最有力減少社會階層矛盾和動亂因素的有效手段。（1）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減少普通百姓的征稅額，取消低收入者的納稅。（2）盡快開征遺產稅、財產贈予稅、房地產增值稅等稅種，讓暴富者為社會平安提供些補償。（3）對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買股卻十幾元、幾十元賣股獲得暴利者，應征收暴利稅。（4）應根據貧富程度和收入差別拉開稅收的不同檔次。（5）將從企業征收的“增值稅”改為到流通環節征收的“消費稅”。
二、大幅提高職工收入和投資者收入
低工資曾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然而，長達30年的低工資，使中國的國富民強成為奢望，更使中國的消費市場無法拉動。中國工人平均工資至今仍只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而且沒有什么社會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廣大群眾工資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同時，要通過進一步改革新股發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奪民眾的通道。新股應全流通發行，而且公眾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發行成本應接近。同時改革新股詢價制度，改變超高市盈率發行，在一級市場制造泡沫到二級市場掠奪的不合理現狀，解決特權機構的無風險暴利、上市公司高價圈錢等弊端。
三、變資源向大企業傾斜為向中小企業傾斜。
四、加快社會保障和醫保改革進程，解除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
五、加大建立現代慈善組織機構，救助弱勢群體。
六、將壟斷行業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疇。
七、大幅降低政府開支，節流部分用于惠民。據統計，2007年我國政府開支占財政收入的29%，美國為9%，歐洲為5%。
八、完善國家規則及干部考核評價指標。
九、有效約束官員權力，遏制政府與民爭利。
十、政治體制改革應有實質性進展。
（據《經濟參考報》，作者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大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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