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現在這樣做，并沒有在挖沿海的墻角
●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慶的8000萬臺在運轉，沿海原有的1億臺也在運轉。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會有變化，三年以后存量也會被帶過來的。最后可能出現的是重慶這里是1.8億臺，當然我不會這樣去做，(如果)我這樣去做，沿海會被氣死了。
《經濟參考報》：沿海地區能否借鑒重慶的這種一頭在內一頭在外模式呢？
黃奇帆：如果大家都要搞一頭在內一頭在外，那就要比勞動力成本、油電煤運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了。世界金融危機以后，跨國公司們普遍認識到中國西部廉價的勞動力、西部的優惠政策、西部的油電煤運的資源成本較低，這些都適合搞制造業。而零部件的制造業，不管是放在沿海還是東南亞，在中國西部是有競爭優勢的。
當然重慶現在這樣做，并沒有在挖沿海的墻角。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慶的8000萬臺在運轉，沿海原有的1億臺也在運轉。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會有變化，三年以后存量也會被帶過來的。最后可能出現的是重慶這里是1.8億臺，當然我不會這樣去做，(如果)我這樣去做，沿海會被氣死了。
《經濟參考報》：加工貿易曲線里，咱們的研發在外，重慶的這一模式也克服了這一弊端？
黃奇帆：我們長期以來的沿海加工貿易方式存在好幾個對中國經濟不太有利的地方。首當其沖的就是沒有核心技術。
我們以前加工貿易的概念，因為是組裝勞動力搬運工，不管是做電腦還是電視機，1000億的銷售，加工貿易的投資，包括生產設備的投資、生產線路投資一般只要5%的錢。對于一個老板來說，1000億銷售只花5%的投資的話，相當于只開一個貿易公司，他就沒有必要把研發基地放在這兒。
在高科技領域，越做零部件越是技術核心，誰做零部件誰是上帝。比如說芯片、液晶面板都是核心。我們講的奔騰四、五、六，實際上是芯片升格了。1000億的銷售里面零部件的產品投資平均要700億，比加工組裝的投資要多十幾倍。所以現在我的零部件加整機的制造基地都拉到重慶了，重慶就成為了研發基地。在這個角度上，我們這個模式反而使得重慶變成了研究開發的一個基地了。惠普的研發在這里，廣達的研發也放到這里，英業達也在這里，他們跟我的協議里都承諾研發放到這里。
重慶成為了眾多IT企業的第二總部。這不是我黃奇帆個人的魅力，而是企業看到產能轉移到重慶能夠取得成功，把研發也帶過來了，這是一個附帶的成功，也是模式轉變帶來的新的好事情。
《經濟參考報》：對創匯模式的影響是怎么樣？
黃奇帆：加工貿易也是我們國家外貿摩擦的一個根源，還老被老外說我們出口太多。為什么呢？我們這些加工貿易，說起來1.2萬億美元，但凈創匯有多少呢？大致20%。深圳一年加工貿易出口2000億美元，來料加工運來的東西占80%，最后進出相抵消，其凈創匯只有20%。聽起來1.2萬億美元蠻龐大，實際上產生的凈創匯只有2400億，其他都是虛的。
此外，我們國家還有出口退稅，1萬億都要攤上去。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的錢在補貼外國人、在補貼臺灣人。結果我們還讓外國人說我們的出口那么多。實際上我們幫人家吸收了那么多的進口，他們又不算賬。我們出去了1萬億，進來了8000億。
我們的貿易摩擦以及我們每年幾千億的財政補貼，都補到了這些地方。現在不一樣了，我們的零部件80%自己做。如果有1000億美元的貨物出去，那我就凈創匯800億，我是真正地創匯，國家同樣也給1000億美元創匯補貼、退稅。所以，重慶的模式實際上是把創匯模式、出口模式也轉變了，使國家的出口補貼補到了要害上，這就是第二個附帶的好處了。
《經濟參考報》：加工貿易結算中心的思路是怎么來的呢？
黃奇帆：代工廠有很多的零部件從東南亞、美國、歐洲、印度運過來，這就形成一個網絡狀的結算。另外，這個代工廠把電腦交給惠普，于是惠普和代工廠之間也有結算，而且這筆結算有時候還要代工廠把產品一次通過物流公司運到美國才能再結賬。如果這個代工廠在中國，那么這個網絡賬完全可以在中國結算。但是中國20年以來，1.2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除了最低層次的跟勞動力結賬的代工廠和中國發生以外，5500億在新加坡、3500億在香港、還有1000億在臺灣、1000多億在東京，全部都在外面結算。這個結算里產生多少效益呢？會產生1000多億人民幣的稅收和金融的利潤，這金融的利潤里就包括十幾萬白領會計師的高薪收入。
去年六月份，我們跟惠普簽約時希望惠普把結算中心放在重慶，惠普說他們一直都在新加坡、香港。在這件事上我們吵了不少架。我告訴惠普總裁，重慶和惠普是戰略伙伴，利益相關。于是我們去年簽約后，這個賬就過來了。今年1季度已經交了4億稅收給我們了。今年應該可以拿到16億。這還只是1000億美元最初的一步，到明年肯定可以拿到30多億的稅收。
然后銀行的利潤也會有30多億，這些都要歸入中國的G D P。然后，再過一段時間，我們會有會計師的收入。當時我讓惠普他們把結算中心設在在我這兒，銀行利潤要結過來，而且是重慶的銀行做這個事。作為緩沖條件，我們允許惠普的結算業務外包給新加坡的會計師來做。這是第三個附帶的好處。
重慶是引鳳再筑巢，鳳有多大，巢筑多大
●從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個巢，鳳來不來也不知道。現在重慶這邊是引來了鳳再筑巢，這個鳳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這讓我們得到一個經驗：不要筑巢引鳳，而要量體批巢。
《經濟參考報》：其他西部內陸城市向重慶取過經么？
黃奇帆：我們內部人人都知道這個模式，但外地人不知道。成都跟我們搶英業達、搶富士康，一開始只是按照常規的招商，用西部的優惠政策和低勞力成本吸引人家。他們沒搞懂臺灣人只是惠普們的外包，老外愿意到哪兒，他們就到哪兒。
我也不忌諱和西部兄弟城市說其中的要害，招商不是招代工廠，是招宏基、戴爾、惠普。而這幾家實際上又是冤家，重慶有了惠普以后，我就不招惠普的第二競爭對手宏基了，但我會招東芝這樣的第五名企業，因為他們對惠普威脅不大，是可以和平共處的。而成都是可以找第二、第三名的，但他得用我的模式，重慶的零部件運到成都距離也不遠。這個模式西部是可以學的，按照重慶這個模式西部是可以打敗長三角的。除了電腦可以一頭在內，一頭在外以外，其他的電子產品加工貿易也可以這樣做。
《經濟參考報》：擁有兩個保稅區，這是任何一個內陸城市做夢都想得到的開放平臺。隨著近期西永綜合保稅區的掛牌，重慶也擁有了兩個保稅區。能否向我們介紹下這里有什么筑巢引鳳的故事么？
黃奇帆：我國從95年開始審批出口加工區一共批了9個，有一半是不成功的。五年過去了，圍了一塊鐵絲網的地，外面的也進不去，里面的也不知道干什么。這么一來，國家到了05、06年就開始停止審批。
也是重慶把這個重新啟動了，當時我把海關總署和六部委找來，說重慶現在來了三個老板，他們要跟我做4000萬臺電腦，需要十平方公里，這十平方公里會有五六百億的銷售值，這是中國投入產出最高的一塊地。由于又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稅的保稅區功能。六部委開始都不相信重慶會有這樣的舉動，第二天惠普和臺灣的代工廠都一起到了他們的調查組現場，告訴他們重慶的項目情況。結果六部委一個月時間就批了。
這讓我們得到一個經驗：不要筑巢引鳳，而要量體批巢。從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個巢，鳳來不來也不知道。現在重慶這邊是引來了鳳再筑巢，這個鳳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這個鳳需要十平方，我就批十平方，所以我們就提出建一個全國20年來的最大的出口加工區。我們重慶在出口加工區停了五年以后，突然批了個十公里，不是因為黃奇帆有面子，是因為重慶引來的這個鳳就占了十公里。所以王岐山認為重慶是改變了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的審批模式，變成了量體批巢這么一個概念。□記者 楊維成 劉亢 朱薇 施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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