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競爭新格局新風險
最重要的是繼續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強，高度警惕國際上出現的過高估計我國實力、過分夸大我國作用、過度渲染我國影響力的趨向
今春全國“兩會”期間，高層權威人士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詳細分析了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本質、演變的新特點，以及對相關熱點問題的判斷，勾畫出了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競爭的新格局。
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本質，這位權威人士指出，國際金融危機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不當、政府監管缺失造成的，是美國長期負債的消費模式難以為繼的結果，“這是對過度負債消費和過度依賴資源消耗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沖擊，是對不適應經濟形勢變化的現行金融監管模式的沖擊，也是對自由放任和缺乏制約的發展理念的沖擊。”
“不過，危機使世界經濟短期內形勢變化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沒有以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他具體總結為四個中長期判斷：其一，世界經濟增長格局會有所變化，但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其二，政府維護市場正常運行的指責會有所強化，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會改變；其三，國際貨幣多元化會有所推進，但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四，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會有所上升，但發達國家綜合國力和核心競爭力領先的格局沒有改變。
為此，提出的應對思路是，“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會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格局出現新的重大變化，經濟增長出現重大起伏，必須及時果斷采取有力舉措保護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勢頭；另一方面，要看到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不可逆轉，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韜光養晦和積極有所作為相結合，充分運用我國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加強同主要發達國家的政策協調，更好地維護和擴大我國利益。”
推動G20改革世界經濟治理機制
在權威人士看來，“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社會認識到由幾個發達國家壟斷的傳統國際經濟協調平臺已難以應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形勢，必須適應經濟實力消長現實，協調世界主要經濟體共同商討和確定關系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方針政策。”在這個背景下，加強G20作用，使之成為國際社會討論和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平臺和共識，相機形成。
對于中國而言，積極參與G20峰會活動并推動其機制化，符合自身日益拓展的發展利益，有利于提升中國在重大國際經濟問題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有利于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因此，權威人士認為必須抓住這個機遇有所作為，“我們積極參與G20活動，提出我國政策主張，發揮我國建設性作用，維護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著力推動G20峰會機制化取得重要成果。”
目前，G20在世界經濟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已初步確立。同時，他指出，也要看到G20機制既是國際合作的新平臺，也是大國較量的新場所，“要真正形成務實高效、平等協商的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一方面，要推動G20機制體制的代表性、平等性、實效性，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加快熟悉國際經濟規則，提高參與世界經濟治理能力，善于應對各種復雜問題，在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中處于主動地位。”
“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是世界經濟治理機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經過反復較量，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權和發言權有所增加。”同時，權威人士也指出，“美元主導地位是美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決定的，在相當長期內難以根本改變。我們要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的原則，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同時要督促美國采取負責任的美元政策，維護美元資產安全。”
博弈世界經濟平衡
危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口號，聲稱發生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是一些國家儲蓄太多，貿易順差過大，要求新興市場國家降低儲蓄，減少順差，擴大內需。在權威人士看來，“這一說法主要是針對新興國家特別是我國的，帶有牽制這些國家發展的意圖。我們對之要心中有數，不能被人家牽著鼻子走。”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失衡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失衡，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失衡，資源擁有和消耗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失衡，“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發展嚴重不平衡。只有完善促進平衡發展的國際機制、加大國際發展投入，加強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有效實現發展，世界經濟復蘇步伐才會堅定，世界經濟增長才能持久。”
同時，權威人士也提醒，“目前世界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發達國家過度消費模式難以為繼，世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勢在必行。我們必須見事早，積極應對，使之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增添推動力。”
因此，“我們要堅持以我為主，在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有權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路子和節奏的同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我國巨大市場規模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在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中爭取有利地位。”
積極應對保護主義和氣候變化
“危機以來，許多國家迫于國內政治和經濟壓力，都在采取各種隱形的保護主義或變相的保護主義，大量出臺保護本國經濟的措施，特別是歐美針對我國的保護主義持續升溫。”這位權威人士提出，要充分估計我國面臨的保護主義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始終高舉反對保護主義旗幟，“因為如果反對保護主義得到落實，世界經濟是最大受益者；保護主義泛濫，世界經濟是最大受害者。”
他特別強調，“當前圍繞著氣候變化的國際斗爭十分激烈，一些發達國家企圖否定和模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的量化減排指標。”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實現我們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不斷改善人民生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可能承擔超出我國能力和發展水平的絕對量化減排指標。
因此，要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協議書》所奠定的法律基礎，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巴厘路線圖”所提出的要求和方向，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占領國際道義制高點，又堅決維護我國利益，為我國發展爭取必要的空間。
“危機把中國進一步推到了國際社會討論和處理重大問題的前臺，即使中國具有處理重大國際經濟問題、應對重大國際經濟挑戰的更好條件，也使我發展面臨新的復雜形勢。”他最后強調道，“我們要積極適應國際形勢變化，正確看待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變化。既要堅持韜光養晦，又要積極有所作為，在捧殺面前不上當，在重大利益上不讓步，提高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能力，展示負責任大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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