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收入分配關系失衡的問題，就得從根本上提高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得弱化權力在要素市場的支配關系，就得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公共決策減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幾率等。
在高房價下，必然會導致居民住房消費被全面擠出，這不僅使得政府的民生經濟成為一句空話，也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威脅著中國經濟及金融體系的安全。
一年一度的“兩會”將在3月初舉行。那么在今年“兩會”上，最為關注的經濟熱點會是什么？按照網上投票，反腐倡廉、社會保障、收入分配、遏制高房價等是網民投票率最高的幾大項。在我看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遏制高房價可能成為“兩會”上最為重要的兩大熱點問題。
關于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問題
如何保證2010年的經濟穩定增長，應該說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重心。其開出的藥方應該是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與持續性，調整失衡的經濟結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比如說，減少對投資與出口的依賴，促進國內居民消費增長。而要實現以居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就得讓居民有消費能力，就得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國內絕大多數居民不是沒有意愿消費，是他們的收入水平過低而沒有能力消費。國內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過低，最為重要的原因是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許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無論是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還是機構部分之間的分配都是如此。這種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近幾年來，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導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這不僅表現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還表現為居民勞動收入在整個要素財富分配中的比重越來越低。對于絕大多數中低收入民眾來說，勞動力收入是其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甚至是多數人唯一的財富收入來源。當勞動力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過低時，自然會導致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費支付能力小。這不僅使得國內擴大內需的政策缺乏動力源，而且還導致中低收入的居民越來越多，其相對收入水平越來越低。
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還表現在國內要素市場發展滯后，不少要素財富的分配不是通過市場價格機制進行，而是通過權力方式獲得。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國有的、全民的資源，成了誰占有誰獲利的私人資源。而誰占有這些資源往往又與權力的大小有關。比如礦產資源、行業資源、金融資源等都是如此。這樣必然造成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權力關系大小有關，而不是與勞動創造的努力程度有關。從而使與權力相隔較遠的中低收入民眾財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比例最低、消費能力最弱。國內貪污腐敗為什么會如此嚴重，根源就在于財富分配往往與政府官員的權力大小緊密相關。因此，調整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就得從根本上改革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方式，改革要素市場的運作方式。
三是由于政府對整個社會資源過度的干預與管制，或許多制度規則的不合理，使得不少政策成了不合理的財富轉移與分配機制。比如，當前中國個人所得稅征收制度，本來應該通過這種制度來調節居民初級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狀況，這樣既可為政府增加收入，也可讓整個社會個人財富持有更為公平，但是當前個人所得稅的主體是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居民。實際上，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這些中低收入民眾是免征個人所得稅或少交稅的。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得從根本上提高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得弱化權力在要素市場的支配關系，就得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公共決策減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幾率等。當然，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也是調整居民收入分配關系的重要政策，其在今年“兩會”上或將成為主要經濟熱點問題。
盡管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及城市化率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的增長遠遠高于中國城市化率的增長，這就意味著農村居民消費的相對水平越來越低。二元分化的城鄉結構不僅不利于農村居民的消費，也不利于農民分享中國改革的成果。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農村居民在整個收入分配體系中所占有財富過少，他們無法分享到經濟改革的成果。因此，只有改革當前造成城鄉二元分化的諸多不合理因素比如戶籍制度，才能改變當前城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關系，增加農民收入及促進農民消費快速增長。所以，放寬中小城市戶籍限制推動城鎮化，是當前這種改革最為重要的方面，它也將成為“兩會”的熱點議題。
關于遏制高房價問題
“遏制高房價”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方面。2009年國內房地產市場出現所謂的空前繁榮，但是這種繁榮是建立在個人按揭貸款比2008年增長4倍多的基礎上的，從而也就使得國內房地產市場由年初以消費為主導的市場轉化為以投資為主導的市場，不少地方房地產泡沫被吹大。比如，中國沿海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不僅可用理論指標(如房價收入比、房價租金比、個人按揭貸款月還款比重、國際其他城市實際房價比較)證明，也可用每一個城市居民基本常識來證明。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海南等地房價上漲一倍以上。而當房地產泡沫吹得巨大時，居民住房消費也就自然被嚴重擠出。因為，在住房既可消費又可投資的情況下，政府的職能部門及地方政府在落實中央對住房消費的政策時，可各取所需，根據其不同的需要出臺不同的政策，從而使得住房市場越來越混亂，投資性的購買越來越成為主導。
國家統計數據把住房當作投資品，不僅可以讓投資者進行住房市場炒作及把房價推高有了合法依據，而且房價上漲甚至于飆升也不會影響CPI。因為，如果影響CPI，房價快速上漲，也會造成CPI快速飆升，從而促使央行通過利率上調的方式來控制物價，增加融資成本，住房投資者減少。但住房是投資品，房價上漲不對CPI構成影響，央行可以保持低利率，投資者可以利用政府優惠條件任意炒作住房。在這種情況下，要把住房作為消費幾乎不可能。也就是說，在高房價下，必然會導致居民住房消費被全面擠出，這不僅使得政府的民生經濟成為一句空話，也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威脅著中國經濟及金融體系的安全。
再者，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房地產市場同樣也是一種對絕大多數居民十分不利的財富轉移與分配機制。因為，當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僅是終端商品的市場化，而房地產生產所需要的要素方式市場化程度低，再加上房地產的產品不動產性及居民必需性，就導致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房地產企業，都能容易控制與操縱市場，并對其商品實行壟斷性定價，通過房價來轉移全民的財富。如果不對高房價進行遏制，將損害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可見，無論是從經濟民生，還是從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安全性來說，遏制高房價都應該成為“兩會”最為關注的熱點問題。
總之，保證經濟增長，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改善民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是2010年的政府工作重點，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得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就得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到以居民消費為主導的增長方式上來。要實現這一點，有兩個重大問題要解決，一就是化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提高全體居民收入水平；二是要遏制高房價，以保證居民的住房消費得以持續。這就是我理解的今年“兩會”最應關注的兩大熱點的問題。
(易憲容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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