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提一個關于物價的問題。您說過明年工作中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通脹預期是什么含義？大家對物價問題都比較關心，想聽聽總理您的意見。
溫家寶：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依然是我們當前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們經濟工作的重點；而管理好通脹預期是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也是保護人民的利益。
我們提出這三者的結合，就是說我們已經開始關注到一些通脹預期。第一，就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可以傳導到國內，比如像石油、棉花；第二，就是今年貨幣的供應可能影響到通脹的預期；第三，就是明年物價有一個“翹尾”的因素；第四，我們現在還沒有出現通貨膨脹，ＣＰＩ剛剛由負轉正，ＰＰＩ也還是負的。但是我們要預見到通脹有可能出現。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過大的問題。物價如果不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對一部分人來講可能不成為問題，但是對相當數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貧困家庭，就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我們必須給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穩定的環境，使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和物價上漲都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這樣經濟才能夠順利地發展。對于這一點，我們把它提出來，就說明中央重視這個問題，并且把它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一條重要方針。
新華社記者：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產能過剩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老問題。有人說，現在的產能過剩和４萬億元投資有關系。到底怎么看這個問題？我們有沒有什么辦法去解決這個老問題？
溫家寶：產能過剩是一個帶有全球性的問題。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于需求減少、市場萎縮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在我國除了這個一般的規律外，還有一個結構性問題。我們必須重視這個問題，并且認真加以解決。
我想，解決產能過剩最重要的就是要采取經濟的手段、環境保護的手段、法律的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淘汰落后的產能，限制過剩產能的發展。特別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發展。另外一個方面是人們不太重視的，那就是通過技術改造使過剩的產能在一些新的領域發揮新的作用，這就需要加大技術改造投入。總之，淘汰落后產能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從全球經濟的視野來加以把握。
有人說產能過剩同４萬億元投資有關，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議論。我是這樣看的，４萬億元投資中，中央新增投資是１．１８萬億元，在今年只完成了一半，大約５９００億元。而在這５９００億元當中，我們大部分都投向了安居工程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工程建設，也就是路、水、電、氣，還有環境保護和技術改造。另有一部分是安排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京滬高速鐵路，以及重要高速公路的聯網，這些將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起作用。我可以保證，中央投入的這些資金沒有投向一個工業項目。
新華社記者：再提一個關于鼓勵民間投資的問題。總理肯定聽到過“兩道門”的說法，意思是現在民間投資進入一些領域，遇到“兩道門”，一個是“玻璃門”，看著可以進去，真的想進去的時候，頭上會撞個大包；還有一個就是“彈簧門”，剛剛把腳擠進去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彈出來了。我想請問總理，怎么樣拆除這“兩道門”，鼓勵民間投資呢？
溫家寶：民間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經濟復蘇的情況。首先，在投資政策上我們一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同時又要堅持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靈活而且大多在服務領域，可以解決就業問題。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市場樹立起信心，使投資者樹立起信心，來擴大民間投資的領域。
第二，就是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也就是你剛才講的“玻璃門”和“彈簧門”的問題。我以為最為重要的就是擴大準入。簡單說來，凡是政策沒有規定不可以進入的，都應該讓民間資本進入。一個國家民間資本蓬勃發展是整個經濟發展的一個象征，是有活力的表現，也是自信的表現。
第三，我們要在稅收、貸款以及其他方面給予政策上的支持。
我相信，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的民間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會蓬勃發展起來。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民間資本所投資的領域已經非常廣了，很多是創業型的，包括我們的大學生、農民工以及從國外回來的海外學子。他們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來創造、開辟新的創業領域。我對這點是抱有信心的。
新華社記者：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對外經濟關系中出現一些熱點問題，比如說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非常厲害，其中有針對中國的。一些國家又要求人民幣升值。面對這種困難局面我們應該怎么辦？
溫家寶：我曾經在中歐領導人南京會晤的記者招待會上講過，現在不僅存在著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出現了借環保的名義搞貿易保護。他們以各種方式來制造貿易壁壘，這對于中國外向型產業，特別是出口，壓力很大。
當然，我們自己要調整出口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保持我們在國際出口市場上的份額。
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和各國一起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新的進展。我以為，世界經濟如果像一潭死水一樣，那是不可能發展的。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現在需要的是行動。
確實像你說的，現在我們涉及到貿易糾紛的案件是近年來最多的。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圣誕節剛過，浙江一個省圣誕產品出口比常年降低２８％。這里有外部需求的減少，但是也有各種形式貿易壁壘來阻撓貿易的正常進行。
關于人民幣升值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問題，大家還記得在１９９８年那場金融危機當中，我們保持了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國際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今天我仍然以為，在世界主要貨幣接連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保持幣值的基本穩定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那種以各種壓力來迫使我們升值，我們絕對不會答應。我曾經這樣對外國朋友講，你們一方面要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又采取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其實質就是要抑制中國的發展。這可能是我們明年對外經濟工作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新華社記者：與對外關系比較密切的，還有您剛剛出席的哥本哈根應對氣候變化大會。這次會議可以說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據我所知，在近６０個小時里您只休息了幾個小時。現在會議結束了，一些國家對于哥本哈根會議的成果有著不同的解讀。請問總理，我們應怎樣看待？另外中國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
溫家寶：會議結束，余波未了。有關這次會議的情況，報道已經很多了，我不想過多地重復這些內容。我一直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我們一直本著對中國人民負責和對世界人民負責的精神，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如果你回憶一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要減排，同時規定發達國家要對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和技術援助。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也是第一個制定出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在沒有任何國際援助的情況下，我們自主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的目標，這體現了中國高度負責任的態度。
我只講一個問題，有的人說不要糾纏歷史。我說這不是糾纏歷史，而是歷史客觀存在，必須正視。因為不正視歷史，也就不會懂得今天國際社會存在的貧富差別，更不會懂得發展中國家謀發展是他們最重要的訴求。《公約》和《議定書》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也是從歷史和國情的判斷而作出的。
前兩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深有體會。作者說在哥本哈根會議開會期間，他想起南方的老母親還在點著煤火爐來取暖。像這樣的情況可能英國的孩子們感受不到。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些事實，就是世界上還有１６億人沒有用上電，還有２３億人是用煤甚至柴火來取暖和做飯。中國這些年是發展了，但人均用電量僅是發達國家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千人汽車的擁有量也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人口多、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困面大依然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們絕不會再走發達國家工業化的老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但是，我們必須為中國的發展爭得應有的權利。
中國這次參加哥本哈根會議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可以說我們盡心、盡力了，而且盡到了責任。我們一直希望能夠達成一個有約束力的協議，但是直到我１７日參加會議的時候，還沒有一片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過大量的斡旋，積極地推進，使哥本哈根會議終歸向前邁進了一步。
我覺得世界各國都應該肯定會議的成果，并且向前看，攜起手來，一起努力，凝聚共識，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政府一定會繼續堅持這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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