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剛才您談到您下去考察的一些情況，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您講的一句話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時間賽跑，跑過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我們一系列政策出臺得非常快。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當時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一攬子政策計劃就出臺了。
溫家寶：我沒有進行過統計，但是你講的確實是事實。如果我們查一查那一段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幾乎是每一周都在出臺新的政策，這些政策都圍繞著擴大內需、應對危機。比如家電下鄉，后來發展到汽車、摩托車下鄉。以后又制定了１．６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購置稅減半的政策。然后又實行了家電、摩托車、汽車以舊換新的政策。我只舉一個例子，我們加大了對農民的農機補貼，由２００８年的４０個億增加到１４０個億。這些政策都立竿見影，有力地擴大了內需，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新華社記者：人們注意到，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您出訪和參加國際會議的次數比以往多了。在與世界攜手抗擊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舞臺上，請問總理，中國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溫家寶：這場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從一開始我們就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自應對，必須加強合作，同舟共濟，共同應對。你可能還記得，我在亞歐會議上曾經用六個字來概括，這就是：信心、責任和合作。
所謂信心，早在去年９月份我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時就第一次提出“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隨后我們采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在年初我訪問歐洲四國的時候，除了傳遞信心以外，在最為困難的時候，我們決定向歐洲派出兩個采購團。
所謂責任，就是說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把麻煩留給別人。中國是這樣說的，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所謂合作，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年為應對金融危機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特別是同主要經濟體加強政策交流，形成一致應對危機的共同力量。我們擴大了同一些國家貨幣的互換，貫徹“清邁協議”，建立了東亞區域外匯儲備庫，并且開始實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試點。所有這些都是我們采取的行動，有利于國際之間聯手來應對這場危機。新華社記者：國際金融危機推動著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面對搶占科技制高點這樣一個大的競賽，中國該怎么行動？
溫家寶：到今年９月夏季達沃斯會議期間，全世界應對金融危機應該說已經看到成效了。我曾經講過，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世界開始看到一縷曙光，我們應該對未來充滿希望。在應對這場危機當中，因為開始比較緊張，我們把力量集中在應對上。到今年下半年，我們開始有時間冷靜地思考一下我們的過去，研究應對危機中出現的問題，冷靜地思考一下我們的未來。
我們作出了一個判斷，就是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都會帶來一場科技的革命，或者說大的變革，而決定應對經濟危機取得勝利的關鍵，還是在于人的智慧和科技的力量。
下半年，我們開始考慮對產業的科技支撐，著手研究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我記得有一次在無錫中科院傳感網研究中心參觀，在那里遇到一批年輕有為的青年，他們許多是從海外歸來的學子。他們給我介紹什么是物聯網，物聯網就是傳感器加互聯網，也就是說通過傳感器可以將互聯網運用到基礎設施和服務產業，它有著廣闊的前景。為此他們起了一個很生動的名字，叫做“感知中國”。我知道世界各國都在考慮占領科技的制高點，也就是占領新興產業的制高點，這些才真正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未來。
為此，我回到北京以后，連續召開三個座談會，有科技、經濟和企業方面的專家參加，來研究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家都感到，除了發揮諸如裝備制造業這種我們的傳統優勢以外，應該大力發展互聯網、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環保技術、生物醫藥這些關系到未來環境和人類生活的一些重要領域的科技。
通過這些調查和座談以后，我在北京召開了一次科技界大會，總結和歸納了科技界、產業界、經濟界提出的建議，比較系統地提出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現在這個規劃我們還在擬定當中，我們準備把它同“十二五”規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新華社記者：看到過您的那篇講話，題目就是《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
溫家寶：對。我一直講，中國的經濟問題，根本上還是結構性的問題。就是我常說的，我們經濟上還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焦點還在于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包括第一二三產業的結構、地區結構、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更為重要的就是要運用科技的力量來轉變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之所在。
我在基層看到工人在車床旁工作，我對他們講，每一個部件，它的精確性、它的工藝水平，都反映著或者說都深烙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只有那些勇于創新并且精益求精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中華民族的希望也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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