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人們在上海街頭擠兌黃金。 （資料照片）
▲舊中國通貨膨脹的景象。 （資料照片）
經濟第一役
本報記者 侯健美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
此時，這座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大都市里亂象叢生——百業凋敝，經濟幾近崩潰，城鄉往來中斷，物價如脫韁野馬一般飛漲。連年的戰亂使百姓窮困潦倒，投機商反倒坐地生金。
物價能不能穩住？通貨膨脹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時的投機資本能不能根除？這是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共產黨人面臨的全新考驗，也直接關系到新政權能否穩固、能否長久。
黃浦江畔，打響了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的新中國經濟第一戰。
人民幣受阻
1949年6月，解放不過數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在人來人往的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比平日多了不少“游手好閑”的人。這些人穿著體面的長衫，有的手里握著一大把銀元，“嘩啦嘩啦”地拋玩著，也有的只捏兩塊“袁大頭”在手里，“叮叮咚咚”敲打個不停。上海話里管這些人叫“銀牛”，其實就是倒買倒賣的銀元販子。“銀牛”們忙不迭地招呼著生意：“大頭小頭要哇？”“大頭小頭要哇？”“大頭”是指鑄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價格高些；“小頭”則是指鑄著孫中山先生頭像的銀元，價格略低。
其時，新政權已經接管了這座著名的城市。與解放軍一起進城的還有40輛美國道奇卡車——車上滿載著由東北、華北、華東印鈔廠印制的4億元人民幣。但對大多數市民而言，共產黨、解放軍、人民幣是完全陌生的。人們對于新政權的將信將疑，再加上戰亂不休、物價連年飛漲所積淀的心理陰影，迅速紅火了街頭的銀元買賣。銀元的市價先是一日一變，后來就成了一日數變。人們只要一拿到錢，得馬上一溜兒小跑地找銀元販子換成銀元。去晚一會兒，就又是一個價兒了。
銀元挑頭，上海的物價也順帶著連番上漲。上海解放才剛13天，批發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大米價格上漲2.24倍，棉紗上漲1.49倍。物價飛漲的同時，南京路上四大私營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大小商店聞風掛出告示牌，講明只收銀元。
一時間，銀元、黃金、美鈔充斥市場。人民幣卻只能堆在人民銀行的庫房里——早晨起來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動地一摞摞存回來，壓根兒進不了流通市場。
投機分子氣焰囂張四處散布：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但，這才是冰山一角，人民幣受阻的背后是一個更加棘手的“爛攤子”。
放眼1949年的華夏大地，農業總產值與戰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業總產值下降一半，通貨膨脹肆虐多年，從抗戰開始到1949年的12年間，物價上漲8400多億倍。老百姓的生活艱難竭蹶、無以卒歲。
嚴重的經濟問題困擾著剛剛進城的革命者。對于共產黨的經濟執政能力，大上海的資本家不看好，他們說：共產黨軍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經濟打0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不看好，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共產黨能夠打天下，但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陳云出山
共產黨新政權迫切需要一位“紅色掌柜”，周恩來向毛澤東舉薦了陳云。
當時的老一輩革命家中，懂軍事懂文學的大有人在，但懂經濟的確實不多。陳云懂經濟。
陳云出生于江蘇青浦縣(今屬上海市)的一座小鎮。他自幼父母雙亡，靠舅舅撫養長大。舅舅家開了個小飯鋪，陳云自小便幫著家人料理鋪子里的生意。后來經人介紹，陳云在15歲左右到上海的商務印書館里當學徒。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有名的企業，陳云在那里學到了不少商業知識，還學會了打一手好算盤。據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親眼目睹陳云打算盤，只見手指翻飛，但聞算珠脆響。驚嘆之余，趙專門賦詩一首：“唯實是求，珠落還起；加減乘除，反復對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老謀深算，國之所倚。”這當然是后話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云在上海開辦了一些商業機構，為黨中央的活動籌集經費。周恩來當時就注意到了這個地道工人階級出身、卻很有經營頭腦的年輕人。1944年，陳云開始主持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他的革命生涯從此與財經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東北解放后，陳云出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東北的經濟在他的主持下迅速恢復。他的理財本事有目共睹，自然成了主政財經的不二人選。
從沈陽動身前，有人問他，進關以后怎么辦。陳云的回答保持了他慣有的謹慎、穩健、唯實的本色：安下地盤試一試，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
1949年5月14日，陳云抵達北平，立刻著手籌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
今年88歲的楊波老人是原輕工業部的老部長，也是陳云的老部下。老人記得，陳云到北平后就在東交民巷的信托公司辦公。當時，楊波負責收集各解放區的物價、貿易、貨幣發行以及生產等經濟情況，內容5天向上一報。陳云一到，馬上通知他將材料整理好送到東交民巷。
那是楊波第一次見到陳云。老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簡單而明快：陳云個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
銀元之役
上海的銀元風波是陳云走馬上任后的第一道難題。
6月7日晚，陳云收到了中央轉來的上海急電。華東財委在電報中請示中央：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事關我黨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陳云拿個主意。
華東財委的這個決定有充分的理由。上海證券交易所本是銀元投機的大本營，那里擁有數百部市內電話和大量對講機，再加上數千名打探行情的“銀牛”往來出入，交易所實際上操控著全上海大小黑市。
陳云隨即復電華東財委，同意查封。當時中財委尚未成立，原有的中財部又即將撤銷，所以回電下方只署了兩個字：中財。
6月10日上午10點整，10輛軍車浩浩蕩蕩抵達交易所所在的漢口路，運來了一個營的兵力，很快對交易所周邊實施了軍事封鎖。200名身著便裝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進了交易所，里應外合，扣押名單上的238名投機商人一個也沒溜掉。
據當時的文獻記載，當干警們沖進6樓445房間的時候，屋里的人們還在跟香港、澳門市場呼號聯絡。投機籌碼都有暗號，美元叫“糖”，黃金叫“人參”。交易所4樓的265號房門外，掛著“壽昌金號”的金字招牌，和正當商號別無二致。但屋里光電話機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從門外沿著天花板伸到屋里。墻壁上掛著一張大大的紅紙表格，紅紙的最上端寫著4個項目8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儼然就是一座金融戰場上的投機指揮部。
查封行動一共抄沒黃金3000多兩、銀元3萬多枚、人民幣1000多萬元。消息傳開，市場上銀元價格暴跌。
一舉端了投機“老巢”之后，華東財委又按照陳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鐵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幣，稅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幣等等。幾番拳腳下來，人民幣終于在上海灘站住了腳跟。
然而，這場不見硝煙卻異常激烈的財經戰役才開了個小頭。交易所被封了，“銀牛”們不見了，但龐大的投機資本并沒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動暗待時機。
投機，更深的危機
周恩來曾講過一句話：“中國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斷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差不多變成了投機商人的大賭場。”
這話說得一點沒錯。戰爭摧毀了國家的經濟，害苦了正當的民族工商業，卻使投機資本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民間流傳著一句口頭禪：“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機”。實力雄厚的投機大軍在天津、上海、武漢、廣州等幾大重要城市不斷掀起投機風潮。官僚資本倚仗特權從中漁利，社會閑散資金追逐暴利助紂為虐。即便是少數勉力從事工商業經營的民族資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的損失，也不得不卷入其中，擁著泡沫跳舞。
解放前夕，北平、天津兩地的銀行和錢莊中96%的資金直接或間接從事投機活動。早在1949年4月上海還未解放的時候，平津兩地投機商就趁著河北受災糧食減收、天津紡織工業尚未恢復的時機掀起一次物價波動。政府不得不緊急調運大批糧食入關，又從濟南調運小麥運往天津。國營貿易公司在平津兩地迅速建起40個糧食、紗布營業處，向市場直接供貨，方才將風波平息下去。
據說，蝕了本的投機商人冷冷地說了一句：哼，等著吧。
等什么呢？有人問。
等上海打下了，有共產黨好瞧的！
這段對話并非沒有依據。當時，上海有200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大多都在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的投機買賣。加上金號、證券號、銀樓、錢兌業，以及地下錢莊和職業性的金鈔銀元販子，全市從事金融性投機活動的人多達二三十萬。工商業更是投機成風，1949年前后，上海的棉紗字號從1937年的60家發展到560家，棉布字號從210家發展到2231家，糖行從82家增加到644家，卷煙廠從23家發展到113家，新增廠店大部分不從事實際生產和正常買賣，而是囤積商品或者買空賣空。老百姓中以“踢皮球”為生的，也大有人在。
平津投機商一語成讖，上海解放后，投機的“暴風眼”果然從平津轉移到了上海。
1949年7月，華東、華北地區先后暴雨成災，消息傳來，上海糧價應聲而漲。六月的銀元風波過后，投機資本正苦于尋不著出路，這下子紛紛轉戰大米和紗布。黑市放款中的八成都被用于這一輪的糧布投機。
坐鎮東南
雖然不見刀光劍影，但投機勢力來勢洶洶。如果被它得逞，動搖的將不僅是百姓的生活，更是新政權的根基。上海的物價暴漲很快造成了全國市場波動，天津、武漢等大城市首當其沖。7月3日，身處武漢的中共華中局書記鄧子恢急電中央，希望在上海召開財經會議，謀求對策。中央采納了華中局的建議，決定8月初由陳云在上海主持財經會議，電召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5大區的財經部門領導干部參會。
中財委的組建工作也在加緊進行。7月12日，中財委在北京朝內大街九爺府正式成立，主任陳云，薄一波、馬寅初任副主任。
前文提到的楊波，當時被分配到貿易處工作。
情勢急迫，中財委成立大會一開完，陳云就動身趕往上海。
上海之行的行政隨員名叫劉為。老人生前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他一接到通知，趕緊跑到北京飯店東樓的鐵道部聯系火車，又從銀行取了一皮箱新的人民幣準備上海會議使用。
出發的具體日子老人記不大清了，只記得那時鐵路損毀嚴重，京滬之間也沒有直通車，載著陳云等人的兩節車廂，多次更換車頭，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記不清走了幾天才到了上海郊區。
那個時候，東海一帶的島嶼還控制在國民黨軍隊手中。上海、南京及長江口沿岸，經常有國民黨的飛機前來轟炸和騷擾。車行至上海郊區的昆山車站附近，劉為突然聽到一聲巨響，車頭的蒸汽直往外冒，火車立馬來了個急剎車。車里的人馬上意識到，遇上空襲了，大家趕緊擁著陳云等人下了車。陳云很鎮定，就倚車廂坐著，沒有跑遠。
事后察看才知道，國民黨飛機上的機槍射中了火車頭的蒸汽鍋爐——幸虧敵機并不知道車上坐的是什么人。
到達上海后，陳云等人住進了蘇州河畔的百老匯大廈(即現在的上海大廈)。當時的百老匯大廈和附近的高層建筑屋頂上都架著高射機槍，這一點給劉為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
機槍是專門用來對付國民黨飛機的，這些飛機幾乎天天到上海市區上空尋釁滋事。地面上也不太平，上海灘潛伏著大量國民黨特務，他們躲在暗處打黑槍、搞破壞，困獸猶斗。
人禍更兼天災。陳云剛到上海，就趕上了30年未遇的臺風。黃浦江水倒灌，市區受淹。人們要手挽著手才敢過馬路，南京路鬧市區水深及腰，足以行舟，就連市府大廈里的積水都沒了膝蓋。
困難各種各樣，但聚首上海的各區財經干部們卻沒放在眼里。
7月27日，上海財經會議如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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