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分析大量失業的深層原因，稱農民工不是“過客”，其利益不容忽視。
- 對話動機
經濟危機給農民工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我們的相關發展政策和制度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又該如何共同應對復雜的局勢，近日，本報記者對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和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崔紅志，一起探討這些問題。
- 對話人物
崔傳義：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副秘書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制度”課題組負責人
崔紅志：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農民工對社會保障的需求研究”課題組負責人
經濟危機影響
去年10月意識到后開始調查
新京報：受此次經濟危機影響，全國2000萬農民工失業或返鄉，從什么時候開始這個問題引起了主管部門或科研部門的注意？
崔傳義：去年10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意識到這個問題后，組織我們調查，去了蘇南的常熟、昆山等地。在昆山，我們對一所民工子弟學校進行調查，通過向子女發問卷了解他們父母的情況。
當時，調查了80個學生，反饋來的情況是已有45%受影響，或是部分家庭成員失業，或是工廠已經停產，只領基本工資。
當時那個學校已有5%的學生因為家長要回家而離開了學校。
新京報：據你分析，這次失業或返鄉的農民工中，哪類人占多數？
崔傳義：對于停產的工廠來說，所有人都失業了。對于需要裁員的企業來說，首先裁的是歲數偏大、勞動技能較低的人。
不過據了解，一些企業倒閉后，企業技能好的員工也下崗了。那些沒有倒閉的企業剛好把這些好的員工接過去，淘汰自己企業的不合格人員。
反思發展思路
一些中小企業被限制了發展
新京報：受經濟危機影響的不僅是農民工，但從失業的農民工來看，我們自己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崔傳義：這次農民工失業的主要原因當然是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所致。
但反過來看，我們的發展政策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小企業是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載體，而在一段時間里，我們老想著沿海地區要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資本密集型企業，對民營的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輕紡工業考慮不多，忽視了它對當前階段巨量人口的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作用。
輕紡、服裝主要由民營中小企業經營，是群眾的日用消費品，既外銷，又內需，并不是“夕陽”產業。但我們一些地方把它作為落后產業，限制發展，不讓金融機構給它們放款，負擔也重。
中小企業應對危機的能力本來就較弱，加上貸款難，就受到了較大的壓力。直到去年8、9月份國務院領導深入沿海調查，才發現了問題，調整了政策。
對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們應該考慮支持它技術改造、產業升級，保持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適應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是簡單地在調整產業結構中把它“調掉”。這方面的政策和服務還要進一步充實、完善。
崔紅志：通過這次經濟危機對農民工的影響，可以看到這幾十年，我們一直不注重擴大內需，企業也不是為了內需去生產的，主要是面向出口，沿海地區成了世界加工廠。這樣國際市場一有什么風吹草動，國內就受到影響。
這樣的發展思路又直接影響到產業空間布局，因為是生產出口產品，為了運輸方便，所以大多工廠設在了沿海地區。
如果是生產內需型產品，工廠就可以設在內地，設在離農民工老家近的中小城市，能改變農民工的集中流向。
這些都不是造成這次農民工失業返鄉的因素，但這次經濟危機的出現，我們不得不考慮這些問題。
思考深層制度
二元割據忽視了農民工利益
新京報：除了發展政策之外，我們的制度是否有需要思考的地方？
崔傳義：城鄉分割的問題沒有解決，影響了農民工權益，阻礙了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新京報：這與農民工失業有什么關系？
崔傳義：我們長期的二元割據，忽視了農民工的利益，一有經濟風波，農民工首先成了犧牲品。
社保、子女就業方面的不公平待遇是老生常談的，就不多說了。問題是這些不公平加重了農民工的生活負擔，一旦失業后負擔更重，抵抗風險的能力就弱。
農民工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城市沒有把他們納入住房保障體系，沒有居住的地方，遇到經濟危機，他們難以耐心找工作，難以耐心接受培訓。
新京報：可是解決了這些問題，在經濟危機中，也不見得能減少他們的失業吧？
崔傳義：不是你這么理解的。如果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夠平等地給予農民工，那么他們就能增加應對失業的能力。
如果能給他們提供廉租住房，使他們子女享受同樣的義務教育，很多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就能相對在一個城市定居下來。一旦定居的人多了，他們才能購買耐用消費品，有更多服務要求。這樣就能使工業化、城鎮化中的第三產業比重大大提高，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而經濟危機中，第三產業的失業率是比較低的，這次危機中，很清楚地表明制造業的失業率是大大高于第三產業的。
但我們的城鄉壁壘還沒有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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