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破解城鄉經濟結構失衡
近年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二元性特征在強化，不能不說是經濟發展質量方面的嚴重損失。城鄉結構的失衡引發了經濟結構失衡、分配結構、投資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內部失衡。
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遠低于現代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根據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我們用二元對比系數來度量二元經濟結構強度。二元對比系數是農業和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而一個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是指該部門的產值比重與勞動力比重的比率。根據筆者計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強度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分界線，經歷了一個由減弱到增強的過程。我國二元對比系數先是由1978年的0.1643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0.2498（1983、1984、1985年二元對比系數的平均值）。但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又有所加強，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二元經濟結構強度明顯增強，到2006年二元對比系數下降到0.1791。發達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一般在0.52～0.86之間，發展中國家一般在0.31～0.45之間。可見，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強度不僅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
由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據要素貢獻大小進行的，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對應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越大，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據統計， 2007年中國的GDP結構中，農業創造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11.3%，但這些財富是靠40.8%的勞動力完成的。目前中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55.1%。這就是說40.8%的人創造了11.3%的財富。2007年我國的城市化率是44.94%，也就是說農村的常住人口55.1%去分配11.3%的財富。
從投資結構失衡的情況看，由于農村經濟分散，很難形成規模效應，農村投資邊際效用是下降的。中國農村土地本身沒有資本化，其經濟自我循環能力差；而且，在現行土地制度之下，土地也不值得投資。這就決定了農村的有限資金會流向城市。在過去10多年里，我國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規模的比重逐年下降，1995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20019億元，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為4376億元，占比22%。200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達到109998億元，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為16630億元，占比15%。10年時間，農村投資規模比重下降7個百分點，下降速度相當驚人。可見在中國宏觀經濟、工業經濟、城市經濟趨向成熟時，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失衡造成的農業經濟落后成為中國內部失衡的最大癥結所在，也鎖閉了中國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是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建立均衡式的城鄉互動和工農互動增長機制。而怎樣再次聚集農村改革的勢能和動力，土地這一極具配置能力的資本至關重要。土地不僅是一種生產性要素,更是一種資本性要素，因為它涉及到包括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權、要素資本賦權、發展權等在內的市場化的“三農”賦權制度改革。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在其經典著作《改造傳統農業》中指出：“傳統農業不能為經濟增長做貢獻的原因，在于資本收益率低下，改造傳統農業的出路，在于尋找一些新的生產要素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新一輪土地改革，將進一步釋放土地和勞動力潛能，通過要素流動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帶動中國內部的資源、體制、資金、人力、市場和商品自由流動，從而可以盤活更多的資產加入到經濟增長之中，為農村經濟增長提供內部支撐和長久動力。
此外，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提法，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需要“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方針”，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結構性瓶頸，通過土地資本化實現“工業下移”和城鄉雙向互動。工業和人口高度集中于大城市而農村局部地區衰退或發展滯后的城鄉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在不同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中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卻較為普遍。外國的經驗是通過資本下移、人才下移、技術下移、工業下移使大城市的工業和人口向小城市(鎮)的擴散來實現城鄉的均衡發展。因此抓住了土地改革的這根紅線就找到了破解城鄉發展失衡的金鑰匙
（三）開啟農村“創業型經濟”，釋放新一輪增長動力
近來，農民工失業引發的大規模回流成為黨和國家尤為關注的重大問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升級，全球就業前景迅速惡化，全球失業總數劇增2000萬，全球失業總人口將從1.9億增加到2.1億，就業危機正成為繼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后，全球新一輪危機。由于長三角、珠三角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型的停產或倒閉，大量農民工首先受到沖擊。失業返鄉民工的數據，不同機構的統計差異很大，大致在780-4000萬人區間。根據統計局對川、豫、皖、鄂、湘五省調查數據顯示，提前回流民工占整個外出民工總量5%-7%。農業部固定觀察點對10省市調查，民工提前回流量占民工總量6.5%。全國約1.3億外出民工，若6%回流，對應780萬人提前返鄉。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就業正遭遇經濟周期和結構轉型的雙重沖擊。正如前文分析的，二元結構是癥結所在。一方面，出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因為農業就業不足。就業不足意味著繼續務農報酬非常低。另一方面，中國就業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的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經濟學理論中以城市化率（%）判定工業化的標準是：低于32%為工業化的準備期、低于36 %為工業化初期、低于50%為工業化中期、低于65%為工業化成熟期、高于68%為進入工業化后期的第三階段即經濟穩定增長階段。盡管中國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但是我國還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因此中國的城市容量短期內還難以吸納過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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