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迪之五：破解“三農”難題需跳出“三農”框框
談論中國農村的發展，有兩個村莊無論如何也難以回避：小崗村和華西村。在地圖上，它們小得盡管難覓蹤跡，但在中國通往現代化國家的征途上，卻是兩個帶有特殊意義的符號，在歷史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記。
小崗，一個以“分”出名的村莊“大包干”起源地，被稱作“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中國改革的圣地”；華西，一個以“統”著稱、堅持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致富之路的“不倒翁”、“兩個文明建設第一村”；一個是地處中西部面臨諸多難題和困惑的傳統農區，一個是瀕臨沿海、率先致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兩個“第一村”的巨大反差，不僅引起了許多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也引起了一些媒體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上陣予以報道，有的媒體甚至給出了諸如《小崗村：為何被發展所棄》的標題，很吸引人們的眼球。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國度，把中部地區一個相對落后的村莊與東部發達地區的一個最為發達村莊作比較，確有強拉硬扯之嫌。再說，農村改革是一場艱難的馬拉松比賽，而不是百米沖刺的短跑，起跑早當然不一定最后贏，難怪有評論指出，先跑者為何不是先到者是一個偽命題。
盡管是偽命題，在紀念農村改革30周年之際，思考兩個“第一村”的命運落差，多少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破解“三農”難題需要跳出“三農”外。
包產到戶的實行，不僅釋放了小崗村農業生產的巨大潛力，而且也推廣到全國，讓全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迅速得到了解決。到1984年，全國農村甚至到處出現賣糧難現象。為了解決賣糧難問題，那時的黨委、政府、各大媒體，天天都在喊著叫農民進行糧食轉化，與今天強調糧食安全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中國從多年來解決不了吃飯問題，到一時的低水平糧食過剩，其功勞不能不算在包產到戶上，不能不記在小崗村頭上。
在這一點上，全國還沒有哪一個地方的經驗，能像小崗村的經驗那樣，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如此巨大、積極而又廣泛的深刻影響。華西村確實比小崗村富裕得多，但它的發展路徑是難以重復的，即使是華西所在的縣級市江陰，華西的經驗也難以復制，更遑論全國，人們只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學習華西的創業精神、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并把華西當作一個精美的盆景供人贊賞。憑心而論，小崗經驗的含金量要比華西高得多，在這一點上，正如一個老資格的農村問題專家所言，“小崗人沒有什么理由因為后富抬不起頭來。”
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解決吃飯問題，畢竟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步入先進國家行列，還要靠工業化、城市化、產業化、人的現代化，而恰恰在這些方面，受區位優勢、歷史沿革以及人的素質等多方面客觀、主觀原因影響，小崗落在了華西的后頭。在農村改革將近20年的時候，本刊記者曾專門到小崗采訪，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小崗好像置身于市場競爭之外，跟外面市場聯系較少，它的變化仍主要體現在糧食產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上，它的經濟95%仍倚重于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傳統的經營方法一直未變，這與華西村形成極大的反差。
這樣的結局，可以說是偶然中有著更多的必然。小崗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小崗自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傳統農區的問題，小崗只不過是我們用來觀察問題的一個窗口，用來說明問題的一個符號。
好在如今，從上到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共識正在逐步形成，即發展農業必須發展非農產業，繁榮農村必須加快城鎮化步伐，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總而言之是跳出“三農”看“三農”。
從全國一些傳統農區后來居上、超常規發展的成功經驗看，關鍵是加快“四化”，提高“四力”：
——加快工業化進程，提高區域產業支撐力。沒有工業化，就不會有城市、城鎮化；沒有城市、城鎮化，就不會有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沒有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就不會有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是各種要素集聚的過程，工業化的水平，代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只有工業突破，才能在全面小康建設中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
——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區域城鎮帶動力。城市是農村的“龍頭”，工業是農業的“龍頭”，市民是農民的“龍頭”。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靠城市來帶動，而城市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關鍵取決于中心城市的規模及其產業支撐力。
——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提高區域農民購買力。對于傳統農區而言，“三農”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處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可以說，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發展問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購買力的現實途徑。
——加快人的現代化進程，提高區域發展原動力。如果把視野再拓寬一些，縱觀世界銀行排出的世界十大富國，如瑞士、瑞典等國家，基本上都沒有什么自然資源，但他們卻是最富的，因為它的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高。反過來說，世界上最貧困的十個國家，自然資源擁有量非常大，但卻非常窮，因為教育不發達，科技水平低。因此，人的資源永遠都最為寶貴的第一資源，加快人的現代化是發展的重中之重。
啟迪之六：適時推動農村基層政治改革
千百年來，民主對中國農民來說似乎是一種“奢侈品”。當他們日夜為生計奔波、難以果腹的時候，誰會關心民主不民主呢？即使有人超出口腹之外發幾句議論，也常常被責之為“吃飽了撐的！”
然而，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步成功讓莊稼漢的溫飽得到滿足后，他們的眼光已掠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們的心思再不僅僅是盤算自家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了。如今，在農村，無論是競選干部，還是評議黨員、參與管理，都少不了農民的身影。
從理論上說，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已經以戶為單位實行了經濟自治，這種體制已經具備了村民自治的經濟基礎，以此為基礎的政治體制改革——村民自治，也完全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
在村民自治中，村民議事會、村民代表會、村民會議，是村民參與村務的基本組織依托，尤其是是村民議事會，雖然不見于法律條文，但在全國不少地方相當流行。
村民議事組織大都由村民代表構成。村民代表主要是一些經濟能手、政治活動能力強或家庭的長輩。他們代表著農村不同群眾的利益，每個代表一般都有10戶左右的固定聯系戶，以便及時反映各戶意見。從全國各地的村民議事組織看，主要有以下職能：
——決策。凡是黨支部、村委會有關村務的重要決定，均要由議事會議決，村干部對此不得隨意變更。
——監督。代表們要反映村民的各種意見，檢查村干部開展各項工作的基本情況。
——立“法”。凡屬村內重要規定如《村規民約》等，均要經議事組織通過。
——評議甚至選舉村干部。
——協辦村務。
村民議決村務，不僅沒有引起混亂，反倒使許多難題容易解決了。
健全財務管理，是村民自治的又一項重要內容。村級財務管理混亂，是全國比較普遍的現象，村干部也因多吃多占引起農民強烈不滿。實行村民自治，為農民提供了參與村務管理的正當渠道后，上述問題普遍好轉。
在黑龍江青風縣，過去有的村干部一年吃喝費達2萬多元，實行村民自治后，這種現象很少看見了，許多村都規定村里開支1000元以上的事都要由村民議事會討論通過。這個縣的民權村過去風氣不正，僅1987和1988年兩年，村干部就吃喝送禮近7萬元，村里欠債34萬元。
在村委會選舉中，村民高振富被大家請出來競選當上村主任后，民主理財，以身作則，僅1989年就還債20多萬元。這個村年愈七旬的評議委員會委員、以耿直出名的王義榮對人說：“我們評議，就是不準歪門斜道出現，大伙信任我，我就要搞好監督，除非我死了，這個村的風氣才能變回去。”
除了國家層面在農村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外，地方黨委、政府也進行了更為大膽的探索。江蘇省的第一人口大縣沭陽，于1997年在全國率先推出了黨支部書記選舉的“兩票制”，即“群眾評議，黨員選舉”。它的具體操作辦法是，候選人由全村老百姓從全村所有的黨員中直接海選產生，得票數排在前兩位的為正式村支書候選人，此為“第一票”；兩名候選人再到村支部去差額選舉，此為“第二票”。黨史專家稱，先由群眾投推薦票，后由黨員投選舉票，如此選拔支部書記的做法在此前中共黨史上未有先例。
在“兩票制”下，沭陽鄉村那些數十年不倒的“問題干部”終于被選下了臺！想當村支書，得先過村民這一關！村民們在“第一票”中擁有了他們此前未曾有過的真實的、先決性的發言權。這些最底層的民眾，終于行使了久違的有序政治參與權，并直接感受到這一權力的威力，那些在胸中積郁已久的不滿情緒迅速得到釋放。
當“村干部養著鄉干部，鄉干部護著村干部”已成為不少地方的潛規則時，沭陽的做法自然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大帽子”隨之而來：一個年齡沒有老村支書黨齡長的縣委書記，竟然要在黨章之外另搞一套，他究竟想干什么，還要不要黨的領導？
在輿論壓力下，沭陽人沒有退縮。縣委、縣政府認為，撥亂反正后，老干部們的政策落實了，但對農民的政策卻一直沒有真正落實，即還權于民，讓農民真正當家作主。農民的主人地位不確立，農村就不可能穩定。
村民的政治參與，不僅蕩滌著農村基層的污泥濁水，而且也出人意料地化解了許多長期以來困擾各級領導的農村難點問題，許多人連呼“四個沒想到”：
一是沒想到大批村、組干部“下崗”了，村里反而穩定了。
村組干部能否得到群眾的擁護，是村里能否實現穩定的基礎。在以“兩票制”選舉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改革中，沭陽縣有5045名村組干部被調整、精簡了下來，減少了39%，連同編外人員，村干部實際減少了45%。僅此一項，農民每年可減少負擔500多萬元。據當時的縣委組織部長許步健介紹，由于村民對自己選出的當家人有一種認同感，導致過去干群關系緊張的主要焦點沒有了，民心也順了，群眾的上訪大幅度減少，絕大部分村實現了穩定。
二是沒想到村干部眼睛“向下”了，上級的任務反而好完成了。
村干部的“官帽”由過去的上級給，變成了現在的群眾選，帶來的最大變化莫過于村干部由過去的單純對上負責變成了既對上負責、更要對下負責。村干部眼睛向“下”了，會不會影響上級任務的完成，這是縣鄉許多領導在改革之初最擔心的問題，然而事實卻正相反。
在當時的調查中，本刊記者采訪了十多名新當選的村干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過去自己的命運掌握在鄉黨委手里，現在是群眾掌握我們的命運，群眾不選你就當不成。要取得群眾的信任，就得一心一意為群眾辦實事。
村干部一心想著大家，而大家更支持干部的工作。據統計，1996年之前，沭陽縣共拖欠提留統籌1555萬元，60多個村多年不交提留統籌、不搞計劃生育；而現在，不盡義務的農戶大為減少。
變單純的對上負責為既對上負責更對下負責，使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由行政命令型向服務型轉化。各村普遍成立了“黨員議事會”和“村民代表會”，凡村里的重大決策都要經過“兩會”討論通過后方能實施。在工作方法上，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多了，強制性手段大大減少了。
三是沒想到鄉黨委的權力“下放了”，村級組織反而更有凝聚力了。
作為村級組織直接“上司”的鄉黨委、政府，長期以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誰當村干部，總認為自己親自圈定的人選才可靠。這樣做的結果，村干部一個個確實對上聽話了，但由于得不到群眾的認可，很難在群眾中產生號召力，從而導致一些村級組織長期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
在這次改革中，由于充分尊重群眾的選舉權利，為他們提供了參政的渠道，把社會中優秀的分子吸引到村組織領導層中，無形中也把廣大群眾凝聚到了基層組織周圍。在選舉中，各村群眾都表現出了極大熱情，父親替兒子、妻子替異地打工丈夫報名參選的事，屢見不鮮。
村民的參與還進一步增強了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在沭陽，有的村長期處于“家天下”控制之下。民主選舉的推行，徹底打破了“家天下”的壟斷。在沭陽，小姓的人當選村支部書記的為數不少。在以往缺少群眾參與、監督的情況下，財務混亂，幾乎成了“上訪村”的通病。現在通過群眾參與和村務公開，財務混亂的狀況得到根本扭轉。
四是沒想到鄉鎮領導用人的“框框”沒有了，大批人才反而涌現了。
長期以來，沭陽許多村干部不僅政治素質不高，文化素質也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這樣的干部素質為何長期難以改革呢？不少鄉級領導過去一個共同的理由是“干部難選，沒人愿干”。然而，群眾選舉出乎他們的意料，一個個塵封的人才被挖了出來。
在沭陽縣，群眾選舉的村干部超出領導視野的事司空見慣。是什么使干部的眼光與群眾的眼光產生那么大的差距呢？劉集鄉鄉長姜修明說，現在一個鄉都幾萬人，鄉干部認識的人再多也不如群眾多，對誰當干部合適，了解得再多也不如群眾多。而鄉里過去之所以不肯放權，主要是“怕”字作怪，怕引起混亂，怕上級的任務不好完成。群眾的參與和實踐證明，干部的民主意識、法律意識有時已遠遠落后于群眾。
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大膽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是農村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回首30年來農村改革，全國縣、鄉一級的各種民主試驗可謂風起云涌，此起彼伏。
讓越來越多人備感欣喜的是，這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沒有引發人們所擔心的混亂，反而大都取得了成功，更有甚者已由地方的局部試驗變成了國家層面的重大決策，在全國普遍推廣執行，如領導干部的任前公示制度。有觀察家認為，發軔于經濟改革的鄉村民主，在執政黨自上而下的推動下，改變了2000多年來中國鄉村的治理方式，它是鄉村社會走向和諧的政治保證，它讓千百年來的中國農民拋棄暴民或者臣民的極端化思維，必將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發展產生積極、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包永輝 陳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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