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迪之三：上下互動，“兩個巴掌才能拍得響”
提起包產到戶的“專利”，多少年來人們都認為非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莫屬，然而最近本刊記者發現：在紀念農村改革開放30年之際，全國一下子冒出來許多地方與小崗村爭奪“知識產權”。有山東學者講，山東一地先于小崗實行了包產到戶。對于山東人的“爭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稱浙江臺州白水洋鎮的皂樹村更是先于小崗10年實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續至今。
查閱歷史本刊記者方知，他們的話也許并非妄言。據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潤生回憶，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20%～30%的生產隊實行過包產到戶，但遺憾的是它們都沒有獲得成功。即使有個別地方像皂樹村那樣實行了包產到戶，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試驗，在全國幾乎沒有示范意義，產生不了多大影響力。
真正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國的是小崗村，從這個意義講，小崗并沒有浪得“農村改革發源地”虛名，其他地方也用不著忿忿不平。“小崗經驗”傳遍全國的關鍵，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認可，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關鍵性人物——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認可，并力排眾議，大力支持。
對于這段歷史，杜潤生給予了極為深刻的獨到見解：“一種關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眾創新加上政治組織支持這兩方面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這就是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卻未獲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風行全國，從而振興了農業。60年代與80年代有著重大歷史條件的不同，人們用上下互動關系描述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改革，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農村稅費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縣“深度試水”的這項改革，雖然效果顯著，但給基層政府運轉造成的暫時性壓力很大，面上鋪開時遭遇重重壓力。如果不是決策層的痛下決心，這項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區，甚至會“胎死腹中”，農民負擔過重導致的系列社會問題，會因此項改革半途廢去而愈演愈烈。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英雄”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是萬萬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在一些關鍵的節點上。小崗村的成功，就是因為它在恰當時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最終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動的結果。但遺憾的是，這種互動晚了好幾年，錯過了一些重要的發展機遇。
蘇南是鄉鎮企業的發祥地，其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相對于過去純而又純的國有經濟，具有明顯的體制優勢，因此它一出現便“異軍突起”。但是，隨著國有企業的不斷搞活以及私營經濟的迅速崛起，其“負盈不負虧”機制的弊端日益凸顯出來，許多企業出現了“廠長在一個鐵桶，廠長不在一個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這樣的比喻：鄉鎮企業好比“李闖王”進京，不知江山還能坐多久。
對于鄉鎮企業集體辦的種種弊端，蘇南的基層干部其實最清楚，他們也試圖進行改革以突破重圍。但是，每當改革涉及到產權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廢，因為有些人要繼續扛著“蘇南模式”集體經濟優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為蘇南“五只虎”之一的武進市，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鄉鎮1993年對全部鄉鎮企業作了資產評估，其中106家實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業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進行資產評估時，前者凈資產從改制前的8600萬元上升到1.6億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稅收、規費及利潤都增長50%以上；而后者凈資產從2000萬元下降到1200萬元，損失800萬元，經濟效益指標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幾年以后，伴隨著思想觀念的新一輪大解放，蘇南上下才達成共識，形成互動，各地在改制中也開始由拋“骨頭”到放骨干，以壯士斷腕的氣魄推進企業改制。張家港先后經歷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蘇省鄉鎮企業改制面已達95%左右，其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和所有制變換的企業也近九成。改制后，企業的興衰成敗都由自己負責，等于引進了“跳樓機制”，企業普遍由原來的“要我發展”轉變為“我要發展”，企業效益也進入到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啟迪之四：分散決策，允許多種探索和不同發展模式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人，對這句喊得震天響的口號簡直太熟悉了。在那個高度計劃經濟的年代，全國只有少數人的大腦在運轉，思考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制定號令全國的發展計劃，其他人只要嚴格執行就行了。這樣的體制，是絕不允許出現“另類發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邊的“計劃”之中。
改變和突破，又是出現在“大包干”帶來的思想解放中。當支持者與反對者水火不容的時候，中央沒有像過去一樣，依靠強大的組織、行政手段進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許試驗、探索的辦法，從默許，到贊賞，再到推廣。有人幽默地總結，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開明態度，才有了當時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時為新華社記者的吳象根據這句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陽關道與獨木橋》的文章，表述了當時帶有某種情緒化乃至火藥味的激烈爭議。
在中國“數千年未遇之變局”的改革開放浪潮中，就區域間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而言，再沒有像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那樣引起國人普遍關注的了。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蘇南模式順風順水，成為社會主義農村的一面旗幟，引起全國一輪又一輪“取經熱”。而當人們擺脫“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后，溫州模式又取代了蘇南模式被人們奉為圭臬。
針鋒相對的觀點、水火不容的爭論，曾在全國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甚至將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固化為兩種不同的政治符號：一個是社會主義道路，一個是資本主義道路。然而，爭論歸爭論，兩種模式卻始終并行不悖，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將他們“大一統”。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反倒是他們自己博采對方之長，彌補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蘇州學習溫州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的經驗，使全市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溫州大力學習蘇州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經驗，不斷提高本土產業的層次。
前不久，來自中央一家媒體的記者，聯系到蘇南采訪，他們報道的主題是“新蘇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的想法剛一提出，就被蘇南一位領導潑了一盆冷水：蘇南現在已經進入“無模式時代”，因為模式意味著僵化、不變，而現在蘇南是與時俱進，再不想重蹈用一個模子套住自己手腳的覆轍。
從改革開放前“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一統天下，到今天蘇南的無模式時代，昭示出了人們在發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激烈競爭中，江蘇省近年來崛起了“四小龍”，即江陰、昆山、張家港、常熟，其主要標志是2002年這四個縣級市的財政收入同時越過了40億元大關。令人頗感奇怪的是，“四小龍”雖同處蘇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蘇南模式”的束縛，卻走出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優勢與特色。
江陰不僅以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超過三百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而且通過做大做強主導產業，崛起了一批處于全國同行業老大地位的“龍頭”。江陰走的是一條通過鄉鎮企業技術改造和上市融資，推動產業升級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條外向帶動、后來居上的發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經濟的帶動，昆山迅速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擴張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已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縣一躍成為經濟繁榮、生活寬裕、環境優美的新興工商城市，成為全省乃至長江三角洲發展中的一個亮點。
張家港的前身是沙洲縣，1962年才由常熟、江陰的部分“下腳料”組合而成。由于歷史較短，基礎薄弱，被稱為“蘇南的蘇北”。面對周邊縣市咄咄逼人的態勢，不肯服輸的張家港人有了一種寢食難安的危機感。他們“公開叫板、明槍交戰”，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追趕型經濟的發展道路。
當蘇南一些縣還熱衷于“鄉鎮企業集體辦”時，常熟卻較早地走出了“蘇南模式”的桎梏，多年來始終堅持富民為本的宗旨，不事張揚、不做表面文章，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使這里的百姓成為蘇南最為殷實的群體。
江蘇“四小龍”的實踐表明，在地區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上，只能借鑒，不能“克隆”，照抄別人的成功經驗是很難取得成功的。這也是30年農村改革中為后人留下的“經驗財富”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