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勞動力成本上升已成為必然，必將推動企業產品價格上漲，調價將是經常性現象。目前，我國的勞動力結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在未來能夠為城市輸出的青壯年勞動力必定會有所減少。近幾年來，我國農村經濟比幾年前有很大的復蘇，再加上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崛起，農村人口不必到東部或進城務工，他們也能找到一份較好的工作。因此，今后東部地區企業很難像以前那樣招募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在10年前，我國農民工的年均工資增長只能維持個位數，但現在的年均增長至少在13%至15%。據統計，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企業用工成本普遍漲了5%至10%。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16.7%，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增長18.7%，均比上年加快4.3個百分點。勞動力成本上升通過增加企業成本，推動了企業商品價格上漲，又增大了居民消費價格的上漲壓力。
有跡象顯示，我國正進入到一個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階段，勞動力成本上升已成必然并具有剛性特征。另外，隨著勞動保障水平的提高及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完善，這些因素也將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國企業人工成本的總水平每提高10%，產品的總成本就會增加3%左右，對物價指數的影響大約有1.5%。
因此，從制造業角度來看，中國輸出廉價商品以平抑全球通貨膨脹的作用正在削弱。廉價勞動力的緊缺將推動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這將可能是一個長期現象。如果農民工的成本繼續上升，將會對我國的制造業產生根本性的、結構性的影響。
第五，一些上游產品價格倒掛，決定了潛在的調價壓力增大。由于上游產品漲價，使得下游行業難以為繼。例如，今年1月至2月，電力、石化和有色行業利潤分別同比下降了55.9%、6.7%和2.8%。為此，電力和石化等行業部門多次提出調價申請。尤其是原油、成品油價格倒掛，煤價上漲又提高了電力企業的運營成本，對保障市場供給形成了較大壓力。因此，提高油價、電價已勢在必行。據專家測算，如果成品油和電價同時向上調整10%，則會影響CPI上漲1個百分點，這無疑加大了控制通脹的難度。
第六，人民幣加速升值，決定了對外向型企業的沖擊將不可小視。人民幣升值加速，行業出口退稅降低，大量外向型企業正受到內外夾擊。以引領外貿出口的機電產品為例，因人民幣升值使大型成套設備出口企業利潤下降了5%至10%，消費類電子產品出口企業利潤降低了20%至30%。另外，國家降低行業出口退稅導致機電產品出口企業利潤減少5%至10%。據分析，匯率變化使白色家電企業處于盈虧的臨界狀態，利潤減少約3%至5%。同樣，汽車出口的價格優勢也受到直接削弱。據統計，目前人民幣升值因素已經影響到三分之一的出口利潤。
以上六大各種因素均形成了對我國目前價格上漲的壓力，目前不僅沒有緩解的跡象而且還在發展，控制通貨膨脹面臨著十分困難而嚴峻的形勢。
對此，一方面，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做好各項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宣傳工作，做好打硬仗的準備。要使廣大群眾對目前的物價形勢有一個客觀理性的認識。
我們必須認識到，目前我們面對的是全球在經歷資源、能源和糧食價格上漲的一個周期，美元不斷走弱與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在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即使國內采取有效的抑制通脹措施，但在全球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世界經濟形勢不確定因素增加及美元繼續貶值等情況下，全球性通脹將會通過各種途徑傳導給我國，國內物價不可能獨善其身，仍將可能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因為，與以往的通脹壓力比較，這次輸入型通脹占有一定成份。此次價格上漲趨勢一經形成，就會有一段持續和延續期，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有方向性的改變。
可以說，目前我國已告別了“高增長、低物價”時代。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物價震蕩上行將成為一種常態。對此，我們要理性對待，必須做好長期的思想準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市場波動。(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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