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形勢下,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工作至少可以在兩個方面對投資過熱引發的經濟增長偏快發揮效應:一方面能夠有效地壓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另一方面能夠扭轉投資方向由高污染高消耗行業向低污染低消耗行業轉移。
近段時間以來,管理層對節能減排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決策和部署,而且正式將節能減排列入對地方領導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實際上,大力推動節能減排工作,不僅是落實“十一五”規劃規定的單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雙降”目標的需要,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看,也是抑制當前國民經濟可能由偏快轉向過熱的一劑良藥。
目前,我國的宏觀經濟正沿著新一輪景氣循環當中的上軌高速運行,隨時面臨著過熱的風險。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判斷,今年全年的CPI增幅預計在4.5%~4.6%,全年經濟增長預計在11.5%左右,均大大超出了中央去年年底定下的CPI增幅控制在3%左右、經濟增長目標8%的目標。這也是不久前中央決定當前和明年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首要任務的主要背景。
造成這次經濟過快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依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居高不下。我國是一個典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投資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據統計,今年1~10月,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6.9%,比1~9月上漲0.5個百分點,其中第二產業投資增長將近30%。這就表明,在這波固定資產投資熱潮中,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中的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投資熱情絲毫不減,繼續高歌猛進。
更令人擔心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著強烈的投資沖動,在預算軟約束以及執法不嚴、監管不力的情況下,不少高污染高消耗的項目開工建設依然我行我素。統計顯示,今年1~10月,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中央項目投資8830億元,同比增長13.8%;而地方項目投資80123億元,增長28.6%。地方項目投資增長比中央項目投資增長要快一倍多。在這種情況下,反映未來投資增長勢頭的新開工項目投資增速持續反彈。其結果,一批高污染高消耗的項目尚未清理整頓,新一批項目卻又在緊鑼密鼓地大干快上。這無疑是當前節能減排任務異常艱巨的重要根源。因此,高污染高耗能行業投資繼續高速增長的勢頭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僅會加大今后節能減排工作的阻力,而且將使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應打折扣。
在這種形勢下,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工作,至少可以在兩個方面對投資過熱引發的經濟增長偏快發揮效應:一方面能夠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另一方面能夠扭轉投資方向由高污染高消耗行業向低污染低消耗行業轉移。
具體來說,首先是實行節能減排責任制有利于改變地方政府的政績觀,規范其投資行為。傳統政績觀最大的特點就是“唯GDP論”。在不少地方政府看來,迅速上馬高污染高消耗項目是短期內增加GDP最有效的“捷徑”。這種政績觀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科學地認識到GDP作為衡量政績的一個指標,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由此也導致對環境污染和破壞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危害性認識不足。上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把我國每年因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評估為GDP的5%~7%,去年則已經到了10%。另據環境專家估算,國內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為發展模式,其環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達10%,如果扣除治污成本,實際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這次中央把節能減排任務作為政府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政績考核的一個重要內容,實行“一票否決”制,無疑是對地方政府及其領導發展觀念和投資觀念上的一次“頭腦風暴”。
其次是推行節能減排能夠有效地改善投資結構,減輕資源的消耗和需求壓力。我國經濟的過快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型”經濟的過快增長,而以綠色環保產業和服務業為代表的“輕型”經濟發展卻相對滯后。近幾年,我國的重化工業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取得了超常規的大發展,但在現有技術條件約束下,這些產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大。因此,此次節能減排工作重點放在了加快推進結構調整,遏制高耗能、高排放的行業過快增長。比如今年電力行業通過“上大壓小”,關停小火電機組1000萬千瓦;鋼鐵行業上半年關停落后的煉鐵產能1140萬噸,煉鋼產能870萬噸等等。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快實施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大力推進循環經濟發展,以形成節能減排工作的良性循環。
最后,通過節能減排的財政金融措施,能夠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投資擴張。比如從今年7月開始,國內的金融系統開始實行“綠色信貸”政策,而12家重污染企業因為上了國家環保總局遞交給銀監會和人民銀行的黑名單,已經被各家銀行追繳、停止或拒絕貸款。
由此可見,推行節能減排工作確實對抑制當前的經濟過熱有很大的積極作用。當然,要真正實現節能減排工作在保護環境和抑制經濟過熱方面“一箭雙雕”的功效,尚需在落實責任制和完善配套措施上多下功夫,這樣才能使節能減排工作與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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