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天津想要的嗎？
周立群教授則給出的似乎是一個“徐徐而圖之”的策略：天津必須立足于自己北方航運中心的港口優勢，大力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在此基礎上圍繞制造業基地和口岸，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金融業)，最終體現出天津作為北方經濟中心的價值。
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陳宗勝在接受本報采訪時，也強調天津的金融業會以產業金融為重心。
這有點像是“以時間換取戰略空間”。但問題是，天津有多少時間？南開大學前校長侯自新曾表示，濱海新區的成長期只有10年，如果10年內沒有發展起來，沒有成為中國下一個10年的增長極，“濱海新區就是一個失敗”。
必須搬走“三座大山”
近兩年來，濱海新區已經成為各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新的“朝圣地”。但在此時，至少有三個難題擺在濱海新區面前。
首先就是前述周立群教授提到的體制構架問題。在濱海新區采訪，幾乎所有人都視之為目前濱海最重要的困境。在濱海新區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著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泰達)、天津港保稅區、天津港集團三個正局級功能區，以及塘沽、大沽、漢沽三個市轄區，另外還包括東麗區的無暇街道辦、津南區的葛沽鎮。
1994年天津市決定開發建設濱海新區，幾年后為了將各功能區、行政區統一在濱海新區的框架下，于2000年設立濱海新區管委會，由原開發區的創業者皮黔生以市委常委之身兼任管委會主任，似乎初步解決了群龍無首的問題，但在肖金成先生看來，“這一架構純屬過渡性，管委會無力無權在新區的行政區域內行使規劃、管理和協調職能”。
第二個問題由第一個問題衍生而來，那就是，濱海新區雖然有2270平方公里的可開發土地，這被幾乎所有學者和地方官員視為天津濱海新區最大的優勢。但由于行政割據，也由于現行土地管理體制的掣肘，這片被稱為“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內最具價值潛力的土地”(某區域經濟學者語)，卻不能得到合理的整理和利用，發揮出其最大的價值。
現行的土地管理體制，對土地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有著嚴格的規定，并由中央政府進行量化(額度)管理。雖然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司長范恒山在其專文中，聲稱“從全國來看，實施宏觀調控最重要的是管住兩個閘門，一個是土地閘門，一個是信貸閘門，這兩個閘門在關于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意見中都得到了突破”，但迄今為止，濱海新區雖已向中央政府遞交了以“征轉分離”為特點的改革方案，但迄今仍未得到批復。
第三個問題是濱海新區的產業選擇，事關新區如何轉變增長方式。在天津濱海綜合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王愷看來，濱海新區目前最迫切的并非是上大項目把GDP搞上去，而是如何以我為主，打造一個有競爭力、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產業體系。
王愷分析，“廣東、深圳原來沒有什么產業基礎，改革開放二三十年新建立了一個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上海傳統的產業基礎基本上都置換出去了，重新打造了一個新的產業體系。天津舊的產業基礎現在基本上衰退了(天津舊的工業基礎，有‘八大天’之稱的天堿、天化、天機、天重、天拖、天船、天鋼等大企業已不復當年風采)，但新的產業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濱海新區這二十年引進了一些外資的大項目，比如摩托羅拉、三星、豐田汽車，但都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現在國家把大飛機、大火箭項目放在濱海，天津最關鍵的是如何利用這些機會，建立一個根留天津的新興產業體系？”
事情正在變化
處于爆發式發展前夜的天津人對新任市委書記寄予厚望，期待曾在廣東、山東兩大經濟發達地區工作過的張高麗能帶給天津一個驚喜。
而張高麗顯然正逐漸進入角色。
在2007年3月接任天津市委書記之后，張已連續就發展服務業、民營經濟、金融、三農問題等召開一連串全市工作會議，進行工作部署。
對于天津最具全局性戰略地位的濱海新區，張高麗尤其重視，從3月到任以來，幾乎每月去濱海新區調研一次。6月初，張高麗主持天津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立“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領導小組”，親任組長，天津市長戴相龍、常務副市長黃興國、市委秘書長段春華、濱海新區管委會主任茍利軍(前市委秘書長)、副市長楊棟梁等均為小組成員。
與此同時，一批大的項目進展順利。
天津港25萬噸級深水航道將在今年年底建成，天津濱海國際機場改擴建工程年底基本竣工。空客A320大飛機項目、大火箭項目、百萬噸乙烯、千萬噸煉油等一批重大工業項目正在加快建設。按照“自由貿易區”模式建設的東疆保稅港將在年底前實現首期4平方公里的封關運作。
在十七大后的天津市委召開的九屆二次全會上，張高麗明確表示在濱海新區的體制問題上，要全力加大改革力度。
這被當地觀察人士視為“重要的變化”，并給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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