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失衡所產生的問題根本不是貨幣政策所能解決，流動性你收多少，它就能制造多少，因為閥門另一頭的控制方不在中國
值得警惕的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國外投行對中國宏觀部門開出“藥方”驚人的一致，加快人民幣升值，加快資本項目的開放，對此，相關部門應該深思
中國央行真的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央行。10個月，8次提高準備金率，5次加息，還有數千億元的定向票據。這一系列舉措，主旨在于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抑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目的在于防范金融風險，抑制通脹趨勢，保持經濟平穩增長。
中國通脹輸入型特征明顯
但是，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中國通脹的壓力來自哪里？筆者認為，通脹本質還是貨幣過多導致的貨幣貶值，源頭在于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濫發，向中國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導致中國財富的稀釋，使得中國國內的通脹壓力日趨沉重。換句話講，中國當前價格上升明顯就是輸入型通脹。
自2001年美國新經濟泡沫破滅后，美國就在不斷地轉移經濟調整的成本，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降息，把大量流動性源源不斷地注入世界經濟體，過去五年全球官方儲備增長1.5倍達到5萬億美元。美元的背后沒有黃金的支持，而美國政府債券的背后也沒有國內儲蓄的支持。故此，這種只由紙幣而不是黃金支持的信用創造，不可避免地經常導致全球范圍內以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征的信用泡沫。當這增加的3萬億美元的貨幣注入到對美貿易順差國的銀行系統時，這些國家就開始了一個制造泡沫的過程。
商業銀行開始瘋狂地擴大信貸，經濟空前的繁榮，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以及企業利潤急速上漲。由于每個產業都可以獲得低息貸款，它們都建造了多余的生產能力。當投資和經濟增長異乎尋常地加速時，資產價格的泡沫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
從2001年底到今年9月中旬，反映國際市場核心原材料商品價格波動的CRB指數已經累計上漲了133%。5年來黃金從260美元/盎司上升至748美元/盎司，原油從20美元/桶上升至80美元/桶。根據2005年小布什的《生物能源法案》預算，在2008年，美國的玉米(1647,8,0.49%)產量保守估算有一半將用于工業制造。不到兩年時間，全球玉米價格同比已上升86%，棕櫚油價格上升46%。以高等教育、醫療等服務的購買力計算，今年的購買力可能只相當于五年前的幾分之一。房價就更加不用說了。
是否全面通脹關鍵看預期
有人認為此次物價上升主要是短期食品價格上升所帶動，中國的核心通脹率并不高，未來很難形成全面的通脹。
在我看來，核心通脹率對于一個不是以消費需求主導的經濟體毫無意義，那個指標是美國人發明出來給他們自己用的。未來是否會形成全面的通脹，我以為關鍵看預期。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經濟體中充斥的貨幣實在是太多了(或者講流動性泛濫)，沒辦法，只能尋求一些供給彈性小的資產保值。你可以看到，今年以來房價暴漲，股價暴漲，資產價格的持續暴漲給人們以強烈的貨幣貶值預期。
一旦這種貨幣貶值預期強化并擴散，人工成本的壓力、地價的壓力等很容易會推動制成品價格的全面上升。
現在我們的資源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完全展開，我們的煤、電、油、運的價格還在控制之中，還大大低于國際水平，中國經濟能夠在超高速增長同時保持低通脹，民眾對于政府控制價格的信心是個重要因素。但畢竟中國已經進入了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期，除非把未來要推進的資源要素改革的步伐緩下來，但那樣結構失衡很可能加劇，到那時，就不是僅僅一個通脹的問題了。
緊縮能否奏效？
中國流動性泛濫的根源實際上應該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是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可以濫發，由于擁有貨幣權，所以可以向剩余世界轉移經濟調整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世界也必須有相應的經濟體能夠吸收美元貶值的沖擊，否則這個游戲就會以金融危機的方式戛然而止。轉軌的中國經濟無疑充當了這一角色，由于對要素配置與定價的高度管制，所導致的要素市場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個經濟的生產成本，高額的投資超預期回報導致全球資本向中國涌入。
如此，我們產業的利潤被明顯提高，企業投資、生產的激勵被明顯增加，很多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會暫時增強。問題是我們的投資消費失衡越來越嚴重，因為政府主導下投資驅動模式的要素分配必然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于政府，我們現在企業有很多錢(特別是壟斷部門組織)，政府有很多錢(特別是地方政府是多數要素資源的最終控制者)，但老百姓沒錢，從而帶來了經濟當中的投資過度(特別是政府直接和間接主導的投資)、出口過度、貿易順差太高和消費不足、本幣升值壓力、流動性泛濫等。一系列結構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國經濟中長期的風險。
顯然，今天中國面臨的困局，是經濟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綜合體現，當前物價的上漲、信貸投資擴張、內需不足、流動性過剩、貿易順差激增等，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個有機整體，而非獨立存在。制定政策時不能割裂和單立出其中某一個局部，必須動態地把握內外失衡之間的相互交織、相互轉化。
經濟結構失衡所產生的問題根本不是貨幣政策所能解決的，流動性你收多少，它就能制造多少，因為閥門另一頭的控制方不在中國，即便央行做到了全部對沖，用不了多久，流動性又會像潮水一般涌來。
而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誰越主動，就意味著誰承擔的調整的成本越多，這事實上成為了一種國家利益的博弈。中國要從流動性過剩的困境中解脫出來，核心在于必須改變在中國投資的超預期回報現狀，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國際資本流向，改善中國的國際收支。因此，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成為中國改善經濟結構失衡的重中之重，只有當要素市場價格上漲成為投資規模和經濟增速的“自動減速器”之時，市場機制才可以說真正得以確立。
同時，中國所進行的結構性變革，如資源要素價格、收入分配體系也必然能夠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使之向著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中國要素資源以及制成品價格上漲由此可能導致美國貿易赤字惡化，必然倒逼著美聯儲作出利率調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國外部的流動性都會自然減少，中國出口需求也將減弱，國際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幣升值壓力也會減少，有利于改變中國流動性泛濫的局面，資產泡沫也可能實現軟著陸。
加緊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在市場經濟體中，通脹與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關系：一旦資源要素價格上升，傳遞到制成品價格上升，從而抵消了匯率上升壓力，也就是說，價格與匯率乃是兩大互相制約的相反的點，而資源要素價格是根本，中國的資源要素價格的扭曲夸大了匯率升值的壓力。在中國，冀望利用匯率來改善國際收支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在資源要素價格市場化機制形成之前，很難找到人民幣匯率的均衡點。
我以為，穩定匯率，加快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實際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波動幅度。屆時，由于產品實際成本的適度上升，人民幣升值的實際空間有限。并且由于沒有持續升值的政策性預期，進入國內的熱錢總量會較小，相應的升值壓力也小，升值幅度也會更加科學合理。這種調整完全有別于所謂名義匯率的機械升值，因為資源要素價格上升的利潤不是在外資手中，主要是中國國民受益，最終同樣能夠達到倒逼我們的企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并且還有利于啟動國內消費。
值得警惕的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國外投行對中國宏觀部門開出的“藥方”驚人的一致，加快人民幣升值，加快資本項目的開放，對此，相關部門應該深思。(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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