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偉 漫畫
中國社會科學院5月28日發布了2007年《社會保障綠皮書》。綠皮書指出,1990-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元增加到9421.6元,增加5.24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4039.6元,增加4.89倍。與此同時,我國城鄉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分別增加了19.57倍和5.86倍,居民衛生支出的增速遠超出其收入增長速度。教育支出同樣如此。全國高校的人均學費在1990年時不足500元,到2004年就已經上漲到5000多元,上漲了10倍以上。
支出增速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速,無法實現藏富于民的設想,難以讓民眾真正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也使我國居民生活壓力沉重,對未來不確定性預期的擔憂加大,嚴重抑制消費需求的釋放,導致內需屢拉不動,從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致命缺陷。
事實上,從近十幾年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民生問題在受到雙重擠壓。簡而言之,一是國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傾斜,二是政府從公共產品服務領域的退出。
國家發改委公布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6》指出:從資金流量核算結果來看,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出現了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現象,政府和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并且,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擴大之勢。而根據國際上通常的發展路徑,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
在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的同時,政府卻在一些公共產品領域悄然隱退。最典型的是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進行市場化改革以后,這些原本由政府承擔的責任向居民個人身上轉移,導致民眾不堪重負。從1998年到2005年,我國財政社會保障經費年支出雖然由598億元增長到3600億元左右,年均增長29.4%,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也從5.5%增長到11%,但這與發達國家相比比例依然過低———這一點從居民有著切膚之痛的沉重的負擔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一方面是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傾斜,一方面是公共負擔向民眾的轉移,兩頭擠壓,導致了今天國民的沉重壓力。在政府從公共產品領域隱退以后,公共產品的提供轉而被一種市場化的機制所取代,而市場化的結果必然是醫療、教育等費用的上漲和房價的失控。因為公共產品是以福利特征為核心的,而市場產品的提供者則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惟一目的的。
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必然加重居民的負擔。問題還不僅限于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般傾向于效率,而政府作為調控主體的再分配,功能在于彌補初次分配的缺陷,更傾向于公平。但是,目前的這種情況可能既損害效率,又損害公平。
各國的發展實踐證明,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是負相關的,在政府掌握的財富逐漸增加的同時,其相應的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卻在推卸,就必然給政府鋪張浪費創造條件。而在我國預算編制審查程序尚不夠嚴格、預算執行監督尚且疲弱的情況下,政府幾乎沒有勤儉節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以造福于民眾的動力,豪華政府辦公大樓便是這一畸形機制下的產物,也是最直觀的證明。
因此,我們應該對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機制進行深刻反省,采取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教育、衛生等公共產品的投入等措施,實現藏富于民,切實減輕國民負擔,如此,則人民安居樂業,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擔憂大為降低,民眾的消費沖動得以充分釋放,內需必然能夠拉動,進而推動我國經濟更健康地向前發展。(時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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