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長江三角洲以上海為中心的16個城市悄悄地啟動了一個規劃：在未來5年里，從長江口北岸的南通，到杭州灣以南的寧波，西至南京的10萬平方公里范圍內，“3小時都市圈”將囊括15個中心城市、55個中等城市、1446個小城鎮，打造世界最有活力的第六大城市群。
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龐大的農村人口將集中移 動至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形成3億人口左右的大城市群。
與歐美城市化道路不同，后發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
國家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城市之間的競爭；不僅工業經濟需要依托于城市，而且信息經濟將更依托于大城市群。
中國大城市群形成的最大制約是行政區劃。大城市群的管理更需要科學的管理機制。
中國大城市化勢不可擋
圍繞中國城市化問題，我們課題組在國內進行了為時兩年的社會調查。在南京火車站，遇到一位來自云南的大嫂，她和丈夫帶著一歲的孩子在南京逗留了一年，由于沒能找到工作，不得不返回家鄉。她正在回視這個讓她失意傷心的城市，語氣堅定地說，“一定要回來”。這個故事顯示了當代中國人口移 動能量的不妥協性。
可以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規模的人口移 動，其規模是歐美、日本、東南亞各國所經歷的人口移 動所不可比擬的。大規模的人口移 動需要產業和城市的容納，需要市民社會的形成作為保障。促使人口移 動的能量是人們對現代生活模式和水準的渴望，是人們對更高收入水平的追求。這股能量是巨大的，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止的。
中國歷史上，曾創造出過燦爛的城市文明，但農業社會中的城市與近代城市是有著根本區別的。那時，人類的主要生產、生活空間是在農村，那時城市的主要內涵是商貿。中國唐朝時期的長安、宋朝時期的開封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大小城市是這種消費和行政城市的代表。工業社會是城市經濟，這種經濟要求城市功能的配套和產業集聚的支撐。因此，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之后，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國家的經濟重心也從農村轉入城市，工業成為經濟的中心，產業革命的結果是近代城市的建立。
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高速增長，與中國豐富、優質的勞動力供給有關。如果我們今后要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保持較高的增長率，東部的工業地帶必須做好接納大量外來人口的準備。現在，中國已有1億多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這個數字本身已經相當于日本總人口。我們對中國的人口移 動做了一個比較保守的模型，這個模型告訴我們，到2030年，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都將形成一個人口總數為3億的高密度的空間。可以說，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大規模人口移 動，今天還只是剛剛拉開序幕。今后20—30年內，大部分生活在農村的人口將會轉移到城鎮，大部分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將會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這是歷史和時代的要求。
而且這種轉移將在兩個三角洲形成巨大的大城市群！這與歐美城市化的道路是不同的。
產業革命在歐洲誘發了城市化。城市化先發地區歐洲各國的主導產業從紡織工業到機械工業，到鋼鐵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到電氣工業、汽車工業，再到今天的電子工業、信息服務業，歷經兩百多年的歲月。這使歐洲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移 動以及勞動力的產業間轉移相對比較從容。歐洲很多地區的城市化是從小城市發展起來的。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歷史給了他們時間，但后發國家沒有這種時間上的余裕。第二，當時的生產力對城市功能、規模的要求與今天不一樣。產業革命初期，主導產業是紡織業，對產業集聚的要求不高。但是進入20世紀以后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人口和經濟向大城市集中的傾向。社會生產力的主導產業從紡織業漸次轉到鋼鐵、汽車、電子、信息，產業內涵對城市在規模和功能上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歐洲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大多來自周邊的農村地區或由城市本身的自然人口增加。但是對于工業化的后發國家而言，趕超型工業化進程要求后發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要走過工業化先發國幾百年走過的道路，要求勞動力從農業幾乎同時向所有的現代產業進行轉移，要求人們從全國各地的村落社會和地緣社會走向城市。
在國際競爭中，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比較有利呢？中國是應該選擇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模式？一直是政策爭論的一個熱點。工業化后發國家首先需要的是效率，它需在很短的期間內走完工業化先發國家幾百年走過的道路，因此它不得不選擇大城市的發展模式來加速它的工業化進程。
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200多年的工業化的進程走過了一條城市化、大城市化乃至大城市群化的道路。城市集聚的規模在城市化進程中越來越大。如果能夠有效地防止大城市病，城市越大，城市集聚產業人口的能力越大，效率越高。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看，一個國家真正能夠參與到國際競爭中的實際上是大城市、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所以說，21世紀國際競爭的真正據點應該是大城市圈、大城市群。因此中國急需制定發展大城市圈、大城市群的戰略和政策。
在信息革命的今天，中國的城市化要為工業經濟、信息經濟提供高效率的環境。從這種角度看，中國應充分認識到以大城市圈、大城市群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的重要性。
關鍵是突破行政區劃
回顧近代中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國家一直都未放棄工業建設的努力，但社會政策卻建立并旨在維護農業社會的基礎，所以中國的城鄉二元對立現象一直存留至今。盡管近代中國對工業化的追求是執著的，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沒有意識到工業是屬于城市經濟，沒有意識到工業化與城市化和社會現代化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文明演變過程。忽略了城市化與社會現代化，不能不說這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最大的失誤。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國走的是重工業化道路。重工業化的一個重大陷阱就是利潤很低，如果沒有消費品產業高利潤補償，重工業不能進行自身的擴大再生產。中國采取了以農補工的形式。當時農村不僅要承擔對工業化的投入，還要負責供應城市人口的生活資源。所以政府盡可能把城市人口下放到農村以減輕城市負荷。這就是建國后30年政府不斷把干部、學生遷往農村的深層經濟原因。
可以說，重工業化時代的中國走的是一條逆城市化道路。逆城市化在政策制度上人為地把中國人口分割成為農村人口、城市人口兩個截然不同的利益群體。這種分割極大地局限了我們的政策思維，由于害怕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造成的混亂和困難，上世紀80年代中國推行了以鄉鎮企業為核心的農村工業化。大搞鄉鎮企業，鼓勵農民離土不離鄉。農村工業化是導致中國改革開放20年粗放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大背景下，小城鎮發展模式應運而生了。
并不是說不要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但就目前國內外發展趨勢看，大城市群可能創造巨大的社會生產力。
現在最有希望的是長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再一個是京津唐地帶。但后者的城市間的聯系很薄弱，前兩個大城市群也還遠遠沒有真正成形。今后20—30年，中國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將會出現3億人口規模的大城市群，這意味著中國將面臨建設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高密度的城市社會的挑戰。
目前最大的挑戰是突破行政區劃問題。不合理的行政區劃是阻礙中國城市群經濟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各級行政區劃層次較多，分割過細，各級政府對區劃內經濟活動干預權過大等原因，各行政區內的經濟各自為政的現象非常普遍。因此，中國的地區經濟具有強烈的行政區經濟屬性。隨著通勤圈、通學圈、購物圈、產業分工圈的擴大，行政區經濟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城市圈以及城市群的形成的阻礙將越來越大。行政區經濟阻礙大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問題，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已經十分突出。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形成與健康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打破行政區經濟的格局。
把珠江三角洲作為一個城市群看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歐洲是國民國家的發源地，搞了兩百多年，現在把國界的概念不斷降低，以利于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通。
在形成大城市群過程中，珠江三角洲有兩個必須克服的問題。一是在產業結構上必須培養新的增長原動力，完善大城市群內的分工配套，對香港以外的珠江三角洲而言，加強原材料基地的建設、半導體等元件產業基地的建設、提高機械加工能力、研究開發能力非常重要。一定要超越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的模式。對香港而言，發展金融、信息產業以及強化對內地、東南亞地區影響力都是亟待解決的課題。二是要正確認識“一國兩制”的問題。大城市群中各大城市圈功能的緊密分工，對大城市群的發展是有利的。“一國兩制”對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功能和城市空間是有益的，但不能畫地為牢。
大城市群和大城市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京津唐大城市群，就包括北京大城市圈、天津大城市圈、唐山大城市圈，每個城市圈各有自己的特點。在建設大城市群時，我們的任務是設法強化各城市圈之間的關系。
日本在100年的城市化過程中，一直不斷在進行村、鎮、市的合并，但是縣(相當于中國的省)這一級沒有動過，縣域的過小阻礙了日本地方城市的發展。如果一個縣只有100萬人口的話，縣府最多集聚80萬人。為什么現在日本討論建立州呢？如果并縣，地方核心大城市就比較容易形成。
現在，有人提出北京與天津合并為大北京，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例如北京搞一個大型國際交流的功能，可以覆蓋周圍幾百公里，那么天津也搞就沒有必要了。天津應該搞別的功能。但是為了讓天津人也能利用上北京的功能，必須強化北京天津之間的各種交通、信息的交流功能。北京至天津的火車一天才十幾班次，相比之下，東京至大阪的新干線在高峰期幾分鐘就對開一班。廣州至香港的列車班次也太少。我們要認識到內地沒有能夠充分利用香港的功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
中國重視完善城市圈交通體系的城市極少，維系與城市周邊地區的交通設施仍然只是公路，在公路沿線的無序開發的現象也非常普遍。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以汽車為主的交通骨格是不可能支撐起高密度、大規模的城市化社會的經濟和生活活動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區應該盡快地形成以通勤鐵路和高速鐵路以及地鐵為主的高速軌道交通體系。
中國城市圈、城市群發展的滯后將會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因為我們中國經濟能跟世界經濟競爭的地方，還只是幾個大城市群。我們無法拿西部跟世界發達國家競爭。我們迫切需要整合、提高我們的可能有競爭力的空間的社會經濟機制。我們要學會整理我們政策決策、規劃決策的優先順序。
城市化呼吁管理現代化
關于大城市圈(Metropolitan Area)有很多定義，其中一個比較簡單的定義是通勤圈。大城市通過建設近郊和遠郊地區，通勤半徑可以逐漸延伸到20至50公里，在高速鐵路網發達的東京，現在可以達到100公里。這樣一個通勤圈域可以稱為大城市圈。比如東京現在周圍100公里以內都可以作為一個通勤圈來考慮。大城市圈的半徑受鐵路、公路建設水平左右。城市圈的擴張不是單純的同心圓式擴張，而是沿主要交通干線呈放射線型延伸，在延伸放射線上可以分裂出許多衛星城市。
大城市群(Megalopolis)是被高速交通軸縮短了時空距離的大城市空間。1961年哥特曼(J?Cottman)在他的著作《大城市群》中首先使用了這個概念。當時他是把美國東海岸5個大城市圈連成的一個3000萬人口的地區總稱為大城市群，但他沒有對大城市群進行一般性定義。哥特曼研究對象的大城市群的內涵在生產力與發展模式上都已經發生了巨變。我們今天說的大城市群，已經遠遠不是哥特曼所研究的概念，而是要探討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和新的制造業發展模式下的大城市群的發展，其規模與密度，都與哥特曼講的大城市群完全不同。
發展大城市群，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接上億農民進城。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現在我們的城市，僅僅把農民作為外來的勞力，而沒有考慮他們作為城市居民、城市主人的需求。
從世界近代史來看，產業革命以后，人們為謀求城市生活，謀求現代化的工作效率，從農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同時伴隨著社會的近代化，必須同時創造市民化社會。沒有市民化社會，城市是無法延續下去的。
城市化意味著大部分國民的生活、工作空間要從農村轉入城市。人的社會生活有三個基本要素∶工作、終身保障和社會交流。在農村社會，人們大多數從事農業，土地是終身保障的根本，村落共同體是人們社會交流的基本。而工業化、信息化社會要求人們在高度的社會分工當中謀求具有專業技能和專業知識的職業，人們需要離開土地和村落共同體進入城市。因此，城市必須為人們提供就業和教育的機會，提供社會保障和社會交流環境，這三種要素是構成市民社會的基本。教育、培訓是市民社會的門檻。勞動力需要培訓才能進入現代化產業的生產領域。同時，市民社會要求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來保障每個成員的生老病死。
以前，這些都是由企業承擔的。
企業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提供新的交流空間，但企業的封閉性會禁錮人們的生活模式，損害人們的社會生活的獨立性。在社會生活上過份依賴企業，將導致現代化進程走向企業社會而不是市民社會。關于這一點，日本有沉痛的教訓。
為了向市民提供社會交流的空間，在城市建設中應該充分考慮為社會交流創造公共空間。例如廣場、會議所、公園、圖書館、公共游樂場所等。但是在中國的大多數城市中，缺乏市民進行交流的場所。
目前，中國處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對于國家和社會而言，國際競爭的關鍵不是技術競爭，而是社會機制的競爭。
在社會機制上，人們曾有三種認識上的錯誤。第一種錯誤是只想要工業經濟的生產力和軍事力，拒絕對工業經濟所要求的社會結構進行社會機制的變革。第二種錯誤是缺乏對西方社會機制的研究和總結，沒有認真地總結人類社會在產業革命后所進行的各種社會實踐和社會實驗。人類為這些社會實驗和實踐付出了重大代價，它的經驗和教訓是人類共同的社會財富。
中國是后發國家，我們可以研究和總結先行社會的經驗和教訓，這樣中國會少走很多彎路。第三種錯誤是對傳統中國社會機制的全盤否定和破壞。社會發展是延續性的，不能強制性跳躍。中國今天面臨的很多問題來源于對既存社會機制的破壞。
一個有優勢的社會機制一定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建立的。因此，對于21世紀的中國來說，我們要在學習和總結他人的經驗教訓、繼承中華民族在社會機制上留下的寶貴財富的基礎上，盡快地創建一套適應工業經濟、信息經濟發展的社會機制。這是中國現代化、城市化的關鍵。(作者為東京經濟大學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大城市群∶21世紀全球競爭的單位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依然具有生命力，在參與全球競爭時，國家仍然是基本單位；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要求生產力沖破國民國家的界限。但是一個國家有很多空間是沒有競爭力的。有些地區，沒水沒草，人都無法生活，不可能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空間。所以說，今后的國際競爭基本單位應該定位在城市。
因為只有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才有產業集聚，只有城市才有國際競爭所需要的產業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例如，上世紀60年代日本重工業化鼎盛時期，僅占國土面積12%的“四大工業圈”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獨占日本工業生產總值的70%；而這“四大工業圈”中的“四大臨海工業地帶”雖然只占國土面積的2%，但其工業產值卻占日本全國的30%。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工業化區位的大城市取向。
日本現在有很多中小城市都面臨嚴峻的衰退問題。工業化時代，日本的人口和經濟向四大城市圈集中，而現在卻在向東京一極集中。我們不能再一味走小城鎮的發展道路。這不是否定小城鎮的作用，而是說不能走以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道路。
21世紀是全球合作與競爭的世紀。以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大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大城市群正成為這場競爭的主角。在這個意義上說，如何健康地發展大城市群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最大的課題。在發展大城市群的過程中，如何協調大城市群內部大城市、中小城市及農村的關系？如何在大城市群內形成大、中、小城市間優勢互補的、具有集聚效應的產業鏈？如何發展城市群交通體系？如何調整人口移 動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如何解決產業發展和人口大規模增長帶來的城市問題？這些都是亟待探討的戰略和政策的課題。
今天，大城市群的基本概念可以認為是多個大城市圈聚合而成的一個高密度的、關聯緊密的城市空間。在這個城市空間里存在復數的大城市圈和中小城市。不同層次的城市功能在一個比較密集的空間范圍內有機地相互連動，城市之間的空間距離和經濟距離被高速、大量運輸的交通軸所縮短。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間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
托夫勒在20多年前曾認為，進入信息化社會之后，人們可以住在鄉村、通過網絡進行信息交換，享受一種田園式的社會生活。但是現實是在信息化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并沒有出現人們離開大城市的現象。這是因為信息化導致大城市在信息交流、產業發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加。信息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可以數字化、形式化、文字化的信息，另外一種是不能從人體分離的信息。前者可以通過因特網傳送，這種高速信息傳送交換反過來促使人們相互接觸交換那些不能從人體分離的信息。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過這樣的經驗：電話的普及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促進了人的交通量。可以斷言，網絡的普及不是減少、而是將促進人流與物流的增大。工業化時代，日本工業向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等四大城市圈高度集中，而現在日本的信息產業正向東京大城市圈一極集中。日本的經驗充分說明信息經濟比工業經濟的大城市取向更為強烈。
在信息革命的今天，中國的城市化要為工業經濟、信息經濟提供高效率的環境。從這種角度看，中國應充分認識到以大城市圈、大城市群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的重要性。
世界五大城市群
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經濟特征：制造業占全國的30%，是美國最大的生產基地，是美國最大的商業貿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經濟特征：北美制造業帶，其中底特律是全球著名的汽車城。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經濟特征：日本經濟最發達地帶，分布著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開發機構。
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經濟特征：英國的主要生產基地。
歐洲西北部城市群經濟特征：一個超級城市帶，其中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0座。
《經濟日報》 200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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