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部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
中西部地區是我國貧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區，農業耕作方式較為粗放、落后，資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費嚴重。生態環境、農業發展、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突出。這些問題嚴重阻礙了這一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質量。
中西部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直接關系到我國能不能解決“三農”問題和全面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問題。同時，中西部地區又是我國主要水系的發源地之一，其生態質量還將關系到我國整個環保體系建設的成敗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否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西部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其中工業的快速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擴大了對農產品的需求，特別是近幾年地方政府不斷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經濟作物面積不斷加大經濟總量快速增長，但農業產業化整體水平不高，農民收入增長仍然比較緩慢。
長期經濟貧困誘發的急功近利的致富動機，在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刺激下不斷得以強化，從而導致了人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成倍增長，不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的非理性行為。在人們普遍重視生態建設的大背景下，某些地方卻出現了生態惡化的趨勢，農業可持續發展存在著巨大危機。我國中西部的這一農情，及其發展對我國整體農業經濟的影響決定了實現這一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二、影響中西部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
中西部農業經濟的發展面臨著經濟和生態的“雙重貧困”，也明顯地暴露出這一地區在農業可持續發展中所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一）、農業資源開發中的“利益沖突”問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主體總是追求價值最大化，各利益主體在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時候有可能會損害其他利益主體的經濟利益。因此，利益沖突是市場經濟的常態，這種利益沖突的市場表現是短期行為，其直接后果是生態的衰退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基礎的喪失。如與西南伏牛山地區為了遏制當地農民濫伐“成材林”栽培食用菌的行為，當地政府大力推廣“袋料栽培”技術，希望農民用“樹枝樹杈”和“作物秸稈”或“棉殼”等廢料來代替“段木栽培”，以期最大限度地保護森林資源。適得其反的是，當地農民卻用采伐來的幼樹進行“袋料栽培”，從而對森林資源造成了更為嚴重的破壞。
農業資源在開發過程中所以會出現利益沖突，在與公共資源的使用這與其經濟后果的承擔者發生了主體上的錯位，為犧牲公共利益謀取個人利益創造了條件。因此，要在加大環保執法力度的同時，借助于經濟手段，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營造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和政策框架體系，約束農民在使用農業資源上的短期行為，確保生態環境不受損害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受損失。具體方法是明晰土地和地上附著物的長期承包經營權，將公共資源的使用權和管理權明晰到個人，除生態防護林由國家統一管理之外，耕地、經濟林地或者用材林地要通過承包制的方式由農民長期經營，把農民的經濟利益與其承包經營的土地的生態質量聯系起來，使公共資源的使用者與其經濟后果的承擔者成為同一個利益主體。
（二）、農業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信息不全面”問題
中西部地區生態建設不僅能夠改善自身的生態質量，其所產生的廣泛社會效益，還將惠及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共同的利益客觀上要求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但其結果卻很可能因為“信息不全面問題”而流于形式。
根據具產權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經濟發達地區將經濟技術授予中西部地區進行生態建設其實是一種委托代理合約，受托人當然會存在著利用信息優勢損害委托人利益的機會主義和道德風險傾向，即產生代理人問題。也就是說，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提是合作雙方所掌握的信息是對等的和公開的，它不會因為一方存在私人信息而損害另一方的利益。但從現實的情況看，由于中西部地區農業生產的分散性，“信息的全面性”這個要件存在著實質上的缺陷。解決代理人問題的方法是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并用，由于農業經濟的分散性，激勵成本和約束成本都是難以承受的，經濟技術合作將會因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而失去意義。不僅區域經濟合作如此，生產者個人之間的合作也會因信息不全面的原因而難以奏效。包括生態環境在內的農業資源具有稀缺性和公共性，農業生產過程即是對農業生產資源爭奪和消耗的過程，又是對農業資源再造和合作的過程，為了確保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個人利益最大化，要求農業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展開“合作式競爭”。但由于信息的不全面性，生產者往往從利己主義出發，掠奪性地開發使用農業資源，在損害他人利益的同時也損害了自己利益。不可否認，提高農民環境保護意識和保護性開發農業生產資源的自覺性，可以形成“合作式競爭”的態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信息不全面型”的缺陷。但提高道德水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他要以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為基礎，而且當前農村無自律組織可以利用，因而以道德自律為主要內容的“合作是競爭”也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
因此，在當前“信息不全面”難以消除的情況下，只能繞過這一障礙，利用公共財政的調節職能，即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方式，對中西部地區以生態建設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建設給予不要的經濟、技術和政策支持，同樣可以增強這一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因而，財政轉移支付與區域經濟合作是殊途同歸的。
（三）、農業結構調整中的“市場失靈”問題
農業可持續發展要求區域農業經濟必須具有能夠根據資源優勢和市場變化不斷培育新興產業、淘汰弱勢產業，優化農業資源配置，實現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產業結構的能力。我國農業經過連續多年的快速發展，基本上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步入到了“買方市場”階段。但國內市場上農產品結構性過剩問題卻十分突出。以小麥、大米為代表的大宗糧食產品超儲積壓嚴重，但其優質品種卻又供不應求，并且其生產成本已超過了國際市場價格水平。因此，種植業結構仍然是當前整個農業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的農民卻對農業結構調整持抵觸態度。我國中西部地區現階段農業生產是以“戶”為基本組織形式的，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在它們之間市場競爭機制尚未形成，即我國現階段農業結構調整存在“市場失靈”，依靠市場機制來激發農民調整農業結構的動機在目前是不現實的。“厭惡風險”是每個經濟利益主體的基本價值取向，結構調整要求農民根據市場導向組織農業生產，徹底改變過去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不得不從市場上尋求出路，這一轉變對農民來講存在著相當大的風險。
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啟動農業快速發展必須依靠政府行為，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就可以因此而取得農業結構調整的主體地位。按照公共財政原則，政府不可能是結構調整的直接受益者，當然也就不應當也無力對結構調整的風險承擔責任。某些地方政府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置于結構調整的主體地位，依靠行政命令和計劃手段推行結構調整，卻又不對其結果承擔責任。引起農民的不滿。
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按市場機制的要求建立風險防范機制，為農業結構調整創造條件。按照目前風險分散的方式，一是由產業化分散，二是由銀行和保險公司分散。由于銀行和保險公司分散風險涉及到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制度創新，故依靠農業產業化龍頭分散風險應當是未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方向。
產業化最重要的功能是分散風險，它通過“龍頭”與農民簽訂的“生產訂單”和“保護價格”來化解農民的風險，因此，農業化的關鍵是培育“龍頭”。政府一方面要幫助“龍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擴大經營規模，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另一方面還要不斷進行機制創新，提高“龍頭”的規模經濟效益，增強其產業化帶動力。在堅持土地承包經營的框架下，通過合同種植或者擴大群體規模，或者擴大單一規模。但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都要以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不損害農民的利益為前提。
（四）、農業產業政策中的“目標沖突”問題
生態建設是農業發展的基礎，經濟建設是各級政府工作的中心，因而生態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必然要體現在區域農業產業政策之中，二者互為基礎，互相制約。基于這個原因，農業產業政策是一個典型的“雙目標”系統。
根據動態平衡的觀點，目標沖突是雙目標系統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說雙目標系統要想在任何一個時期都保持各項目標的絕對平衡是不可能的。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在這一個時期以這一目標為主，而在另一時期以另一目標為主，尋求二者在長時期內的動態上的平衡。
經濟與動態上的沖突主要源于經濟發展張力的無限性和生態承受能力的有限性。地方政府迫于較強 經濟發展壓力的時候，往往趨向于選擇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規模，而置生態的承受能力于不顧，這就是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為什么會普遍存在著生態建設和生態破壞共存的矛盾現象。如一方面為了維持生態平衡而大力實施退耕還林，另一方面卻為了支撐農業的快速發展而不惜減少林地面積和濫施農藥、化肥等。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其實繁養了我國區域農業產業政策的不成熟性。
鑒于農業產業政策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導向，它必須要有一套自我協調的運行機制和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之上的政策框架。農業產業政策框架應當由發展戰略、產業政策、應變機制和自我評價等若干個要素組成，它們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對農業發展方式起著規范和導向作用，可以作為判斷一個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基本依據。（１）發展戰略。生態適宜性和生態的承受能力是制定區域農業發展戰略的前提，應當以此為基礎確定具體的農業結構、發展規模和發展水平。（２）產業政策。基于經濟建設是生態建設的物質基礎，應當樹立以經濟建設促生態建設的戰略思想，并將其體現在具體的農業產業政策當中。（３）應變機制。根據市場條件的變化及時調整產業政策，或以生態建設為中心，或在確保環境承受能力的前提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或在確保環境承受能力的前提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４）、自我評價。制定科學的指標評價體系，在原有的森林覆蓋率、水土流失成都、水質標準、經濟發展水平等指標的基礎上，增加無公害農業比重、污染治理支出等社會責任指標，以全面評估農業產業政策經濟的效果和生態效益，全面體現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文章作者：陳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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