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貫以辛辣的文筆、華麗詭異的文風在文壇掀起重重爭論的朱大可,近日應邀來到東莞文化周末大講壇。在上海登機之前,朱大可突發休克,上吐下瀉,差點登不了機。從機場出來,裹著一件厚實黑色大衣的朱大可臉色蒼白,略顯虛弱,但他說“已經好多了”。言談之間,并沒有其文風般犀利尖銳,即使是批評,也完全沒有咄咄逼人,而是帶著對文學的戀愛和些許的惋惜。
上世紀80年代,朱大可就頗有名聲,以《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一文而名動文壇。旅居澳洲8年歸來,朱大可自稱從文學評論家轉化為一個文化批評家,轉身對當下文學進行辛辣批判,大膽拋出“文學死亡論”,宣布和文學“離婚”,諷刺衛慧“文學叫春”,挖苦余秋雨搞“文化口紅”。朱大可因此被冠以“文化恐龍”、“酷評家”的稱號。他所領導的同濟大學批評研究所,已經成為中國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學術重鎮。對最近南大教授王彬彬指責學者汪暉博士論文造假的事件,他認為一方面是知識界自身的責任,同時也是學術體制的問題。
剽竊技藝更高明,學術騙局難識破
記者:最近南大教授王彬彬指責學者汪暉的博士論文造假,引起了學術界軒然大波。你是否認為這類論文抄襲其實已經見怪不怪了?
朱大可:學術倫理的崩潰,一方面是知識界自身的責任,同時也是學術體制的問題。體制逼著教師去核心期刊發表文章,尋找國家課題,由此成為你晉級加工資的標準,教師面臨巨大的精神壓力。原創力是有限的,而且下達文科課題的內容往往滑稽可笑,于是只好用造假來對付。更為嚴重的是,當整個社會遍布造假氣息的時候,造假就跟倫理脫鉤,而變成一種技術問題。也就是說,剽竊上升為一種手藝。造假一旦被發現,就會被人嘲笑,怪當事人剽技不精。用技藝和所謂規范來代替基本的學術倫理,是學術厚黑學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
抄襲是有技巧的,學生也變得越來越聰明了。過去是整篇文章原封不動搬過來,現在是把文章先改一遍,再用反抄襲軟件自查,看能不能被識別出來,如果不能認出來,OK,那就可以提交了。在軟件技術的支持下,剽竊技藝也越來越高,老師很難識破這種騙局。這種博弈成為大學里每天上演的喜劇。但學術造假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造假已經遍及商品、藝術、古玩等所有領域,它是一種全民運動,而且是社會誠信機制崩潰的象征。
記者:有學者認為,學術評價標準應當以同行評議為主,學術評價體制的改革在近幾年有沒有可能推行?
朱大可:我認為體制改革基本沒有可能。唯一可行的是盡快矯正前教育部長推行的弊政,比如高校評估。我曾經目睹一所大學的評估過程,整個過程猶如電視連續劇: 校方雇人炮制假考卷,再放到蒸籠里去蒸,把它們做舊,手法可能來自古玩造假市場,顯示有高人在策劃和指點。各院系還派學生輪流到花園、河邊和樹林里去讀書,評估團一看,哎喲,這學校學風真好,這么多人在晨讀。其實全是演戲。全體師生都被逼成了戲子,來制造一臺共同的騙局。每一次評估都鬧得雞飛狗跳,勞民傷財,正常的教學秩序被徹底打亂。
還有就是核心期刊的問題。為了自己的生存,每一家核心期刊都會拿出一定版面來賣,名叫“學術資助”。當然,它也不可能拿出所有版面來賤賣。核心期刊靠文章被引用的次數來決定排名的高低,如果全是爛文章而不被引用,那么它很快就會因末位淘汰制而被淘汰掉。所以它的文章必須保證2/3是名家和好文,而剩下的1/3可以拿來做交易。這是一個潛在的規則,它導致了嚴重的學術不公。應該盡快廢除這種可笑的核心期刊制度。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期刊,都可以拿來作為基本的學術憑證。
郭敬明辦的雜志,不能叫文學期刊
記者:目前純文學期刊生存困難,而像郭敬明的雜志屢登榜首,你怎么看待這兩者之間的矛盾?
朱大可:郭敬明的雜志不能叫文學期刊,它有一個文學的面貌,所以被誤認為“小說”,但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只能稱作“大眾讀物”或“類文學讀物”。當年的瓊瑤作品,也只是大眾讀物而已,沒有太多的文學性可言。這種類文學讀物,通常以“類型小說”的形態出現,像科幻、驚悚、盜墓、言情之類的。言情類小說原先還崇尚張愛玲式的小資筆法,現在全變成了大白話,跟《故事會》差不多,離文學越來越遠。把這樣的東西稱之為文學,是對文學的不恭。當然,讀者需要這樣的類文學快餐。在捍衛文學尊嚴的同時,我們也應尊重大多數人的文化選擇。
記者:聽說你對韓寒備加贊賞,你能談談對他的評價嗎?
朱大可:韓寒的擦邊球打得很好,比他的賽車開得更好。上海原來只出劉翔和姚明之類的體育冠軍,現在總算有了韓寒這樣的文化擦邊球冠軍。韓寒比我們這代人更適合媒體,表述方式也更時髦。他知道拿捏公共言說的分寸。
記者蒲荔子 實習生唐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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