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唐詩一本《圣經》
2008年11月我正好在悉尼，聽張曉燕說住在養老院的梁羽生身體每況愈下，心里咯噔一下。于是約了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主持向梁羽生敬頒終身成就獎的何與懷博士，由張曉燕女士作陪，趕在頒獎之前，到養老院探訪梁羽生，并帶去了準備頒發給他的獎牌。
養老院條件不錯，很干凈，空氣也還可以，但一進入，映入眼簾的就是高齡的老人們那扭曲的身體和癡呆、病跡的臉。不過見到梁羽生時我有些吃驚，因為他臉色看上去還可以，至少對于一個癱瘓在床的84歲的老人來說，還算不錯的。不過護理告訴我們，那是有些腫。
梁老看到有人來看望他，很開心的樣子，我說，我是你的讀者，他聽后就更加高興了。他還是那么健談，說起一個話題，只說到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會停下來喘一口氣。每次說到興頭上，就少不了背誦唐詩。
然而，聊了不到一會，我就感覺到梁羽生身體很虛，有時要瞇上眼休息一小會才能繼續談話。害怕打攪他太久，我們幾次想告辭，但都被他沒有說完的話挽留了。看到老人家很開心的樣子，我們也不忍心馬上離開。
其實，我這次拜訪梁羽生，還有自己的小算盤，我很想知道像梁羽生這樣的前輩在晚年都讀些什么書，以及他在想些什么。如果有可能，我還想聽一下這位一代武俠小說宗師是否能夠給我這個后進一些建議。畢竟，雖然我現在寫時評比較多，但我仍然想寫小說，一種能夠像梁羽生所寫的那種吸引了成千上萬讀者的小說。
值得欣慰的是，一見到梁羽生，這兩個問題就解決了一半，通過一個小時的交談，另外一個問題也基本搞清楚了。
在梁羽生先生的床頭柜上，除了簡單的紙巾之類的生活用品之外，整整齊齊地放著兩本書，一本是幾乎翻爛了的《唐詩選注》，一本是《圣經》。和梁羽生先生合影后，我特別把鏡頭對準了床頭的這兩本書，拍下了張照片。
那本《唐詩選注》是梁羽生翻爛的，但聊天中，我立即感覺到他其實完全不用再翻閱這本唐詩了。他曾經把這本唐詩拿給張曉燕女士，讓她隨便翻一頁，報一個唐詩的名字，然后他就能夠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還準確無誤地告訴你，整首詩或詞是由多少個字組成。讓比他年輕將近半個世紀的我們目瞪口呆，自慚形穢(我總共能夠背誦三首唐詩，包括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梁羽生先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熟悉像他對這本唐詩一樣，他在談話中雖然上氣不接下氣，可遣詞造句卻很嚴謹，而且不出三句話，就引經據典。雖然已經癱瘓在床上，然而，我能夠從他的言談舉止中感覺到中國文化在這位老者身上的深刻烙印，我感覺到一種尊嚴和優雅，這種尊嚴和優雅是具有深厚中國文化底蘊的老一輩身上常常顯現出來的，我在我八十多歲的父親身上也經常感覺到。有時，我禁不住問自己，他們年輕時候接受的是一種什么教育？難道這些八十多歲的老人身上顯現的才是幾乎失傳了的中國文化嗎？為什么看在我們眼里如此陌生？
我當然無法和梁羽生討論這些問題，但我卻可以和他討論床頭柜上的另外一本書，那是一本《圣經》。梁羽生1994年已在悉尼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巧的是，與我們一起來的張曉燕女士也是基督徒。當我把話題引到桌子上那本《圣經》時，兩位基督徒熱烈地討論了起來，然而在梁羽生引用一句《圣經》時，曉燕女士說他引錯了。梁羽生卻堅持說沒有錯，曉燕笑著爭論。最后翻開《圣經》，證明是梁羽生記錯了。這本是一件小事，但我注意到有那么一瞬間，老人的臉上顯出些茫然。
一本黑色封皮的《圣經》擺放在一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選注》旁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是我離開梁老住處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始終縈繞腦際的畫面。受中國文化影響如此之深，并在他的著作中處處傳遞了中國文化的梁大俠卻接受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而且就在他晚年最后的歲月里，床頭上擺放了堪稱這兩種文化的代表的兩本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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