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救火大隊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中南海里的很多住戶限三天內都搬出去了，北區只住著周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而為使被批斗的部長們有個可以安心吃飯睡覺休息的地方，總理就把部長們接到中南海里住下。但即使在這里，也不得不被造反派們揪出去挨斗，我父親就成了這個避風港的聯絡員，每位部長在出去挨斗時，都不忘叮囑我父親：老周，我到時不回來，千萬記住讓總理找人去要我！我父親惦記著這里每一個人，關心著他們，總是要看著他們回來才放心，在中南海里繼續當他的“救火大隊長”。當時賀龍和烏蘭夫伯伯被揪斗得厲害，我父親受總理之命，把他們藏在西山的某處秘密房子里。
但是隨著形勢的持續惡化，中南海這個避風港也不行了，部長們都不得不離開中南海，回到群眾中，在風云激蕩的日子里度過艱難的歲月。這時在中南海北區里除了總理和先念伯伯家，就只住了谷牧、余秋里和我父親三人，有時陳毅伯伯也在這里住一下。谷牧和秋里伯伯其實也不能做什么工作，只是能參加某些會議而已。在當時的新聞報道中，余秋里伯伯的名字經常排在最后，報紙常說：“參加會議的還有余秋里。”他們開玩笑，管他叫“余還有”。
父親和余、谷三人，在中南海里共同度過近兩年的歲月。即使在最艱難的日子里，他們樂天的性格也難改，他們三人經常商量著要什么好吃的，要喝什么，就打電話叫家里人送去。他們都愛喝茅臺酒(那時茅臺就4元多一瓶)，愛吃肉，還要喝咖啡，我們三家人輪流買了送去。因我們家離得最近，所以我們送得多一些。到中南海北門送東西，是我們姐妹們最愛做的事情了，因為可以見到父親。有時，他們三人會一起等在北門接東西，見到我們，他們會笑著問：“小姑娘，今天送什么好東西來了？”
在北京養病，成了老干部和總理的“民間聯絡員”
后來毛主席要干部上五七干校，學生要上山下鄉。全國人民都不得不響應號召，眾多家庭都在送別親人。妻離子散的悲情，被紅旗和口號聲掩蓋了。我們家七口人，分了五個地方：父親帶著二妹和只有14歲的弟弟到寧夏平羅國務院五七干校(那里原來是個勞改農場)；母親到河南；小妹到陜西延長縣；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靜海。一家人各奔東西，相隔千里。父親這個人性格豁達，母親卻實在受不了，都快犯精神病了。
大約是在1970年左右，父親在寧夏得了心臟病，是心肌梗塞。周總理知道后，批示：“告周，安心靜養，穩定后回京治療。”總理的批示是我父親戰勝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國務院五七干校及北京同志的關懷照顧下，父親平安回到北京，住進阜外醫院。父親病好回家繼續療養的這段時間，因為沒有工作，所以是他一生中與家人子女相處最多的日子。
最令人難忘的是在沒有客人的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起背誦毛主席詩詞或古文詩詞。我們還會一起唱歌、唱戲，父母都愛唱。我們最愛唱的是“我們在太行山上”等革命老歌，也愛唱京劇、越劇，父親還教我唱京劇《打漁殺家》。
當時來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一次他向我父親訴苦說，他經常去看望各家老同志，坐車去，國務院機關事物管理局每個月要扣汽油費幾十元錢，他還要幫助有困難、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實在很困難。我父親就給總理辦公室吳慶彤叔叔打電話，說王震同志是為主席和總理工作，他的汽油費就不要收了。
王震伯伯每次來我家，都會帶些信來，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寫給總理的，要我父親轉給總理。我父親和王震伯伯聯手就成了老干部和總理的“民間聯絡員”，幫助解決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難。
在周總理的保護下，我們沒有搬家，父親也沒有被扣發工資。所以，很多家庭受到沖擊的孩子們，包括一些外地省委書記的孩子們，來京時就吃住在我們家。據家中保姆粗粗統計，平常日子里，在我家吃飯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個月甚至有207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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