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分良成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部長、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日本國際政治學會會長、新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秘書長。
馬 挺 旅日中國學者，現在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任教，廈門大學日本研究所海外研究員。
劉軍紅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問題研究專家。
應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邀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于７月７日至９日出席在日本舉行的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五次出席該對話會議，也是今年內胡錦濤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對中日關系來說，2008年無疑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從中國國家主席5月初的“暖春之旅”到兩國的“地震外交”、日艦來華、東海問題取得突破性共識，再到下個月包括福田首相和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來華出席奧運會，聯合構成了中日關系在2008年的五大拐點。
而應該怎么看待中日關系面臨的新的歷史機遇，中日雙邊關系發展的前景會如何？《國際先驅導報》就相關問題邀請中日兩國專家來共同求解。在中日交往過程中，相互了解永遠是最重要的，而對話則是實現了解的基本前提。
中日關系今年應該說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拐點上。
國分良成：首先，請允許我對在5月12日四川大震災中遇難的人們表示深切的悼念。
你所說的日中關系的轉折點，我認為可以再往前追溯，大約從兩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進入21世紀之初，日中關系處于低谷，世界上不少人認為日中不和是這一地區最為危險的因素。歐美的一些輿論甚至指出日中兩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認為日中間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最近兩年間，日中關系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改善。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了日中兩國具有自行解決地區問題的意志和能力。不僅如此，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的對話與各種交流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兩岸和平共處的局面正在變成現實。這一點對發展日中關系也非常重要。臺灣和歷史認識一向是影響戰后日中關系的兩大問題。應該說要完全克服這兩大問題尚需時間，但是我們已開始獲取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戰后日中關系正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我們可以將其定義為“后戰后日中關系”。
劉軍紅：首先應該看怎么理解歷史性拐點。中日關系在今年出現好的跡象，向好的方向發展，是值得肯定的。現在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兩國交往的加深，客觀上也要求中日戰略性互惠、政治互信、政策上協調，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年的確是一個拐點。
馬挺：這次轉折始于２００６年，其標志是安倍首相訪華成功。為挽救瀕于破裂的中日政治、外交關系，中日雙方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當時那種險惡的氣氛中，中國高層能夠及時撥亂反正，毅然決定邀請安倍首相訪華，表現出了歷史性的高瞻遠矚。
胡錦濤主席５月份訪日，簽署了中日關系第四個文件。但這不意味著第二次轉折的完成。因為這次轉折是在更深層次上的轉折，更帶有根本性，不能企望一朝一夕就有顯著效果。
7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已經是今年第二次到日本了，福田首相也是就任后不久就訪問了中國，您如何看待中日高層頻繁互訪的深層意義？
國分良成：先回顧一下1980年代的日中關系。跟現在相比，1980年代兩國間的貿易、投資以及人際交流要少得多，但相互間的印象良好。那時雖然也發生過歷史認識問題、臺灣問題，但能夠比較順利地得到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兩國領導人之間存在著維護兩國良好關系的共同的意志和認識。不僅是領導人之間，兩國的民間也存在暢通無阻的溝通渠道。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目前的日中關系。兩國間的貿易、投資、人際交往要大大超過過去，兩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可以說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一旦領導人之間的密切交往被中斷，那么整個日中關系就直接受其影響。慶幸的是，隨著這幾年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活躍起來，整個日中關系也重新變得牢固起來。由此可以指出，為了日中兩國關系的和平、穩定、發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停止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交流。
劉軍紅：去年底福田首相來訪以及今年春天胡錦濤主席訪日，都是早就定下來的政治日程，有更大的歷史意義。而這次胡錦濤到日本參加八國峰會，以及福田參加奧運會開幕式，也有很強的歷史意義，是中日政治關系改善的表現，表明中日關系在向順暢的方向發展。
馬挺：我們如果反過來省視一下，幾年來，因為一個只應局限于意識形態范疇的問題發展到兩國高層互不來往，而給中日兩國各自及雙邊關系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就可以知道，自古以來有著千絲萬縷聯系和交往的鄰國首腦的頻繁互訪，是何等重要。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通過網上聊天，就算加上視頻，也不敢保證找到可靠的朋友。還是要真正見面，交談，才能敲定。國家高層也是一樣，不圍桌而坐、促膝談心，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認識對方的。
對于中日友好民意基礎的穩定性和牢固性，您有何看法？今后，如何避免迄今為止因歷史問題以及相互不信任而產生的負面影響？
馬挺：不穩定也不牢固。這是因為“時過境遷”。時間的推移和兩國文化、社會、體制的迥異，特別是年輕一代接受的教育也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以價值觀為中心的，包括歷史觀在內的各種觀念，都有或大或小的差異。有差異是必然的，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一致。當雙方的年輕人開始成為主流輿論，這種差異就會影響（現在已經在影響）民意了。
同時，如果注重正常的交流，相互尊重對方的價值觀，了解、理解，進而諒解對方，就有可能形成良好的民意基礎。而像迄今為止有關歷史問題的爭論，超出了應該局限的范圍，正好起到了反作用，擴大了雙方的不信任。
劉軍紅：民間態度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前提還是看雙方的交流是不是足夠充分。每一個人對中日關系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樣，對對方的了解也存在多樣化的潮流。在這種情況下，完全要求民間充分理解政府間的互動是不現實的，這需要雙方加強交流。交流形式不斷豐富，就可以避免一些不信任。如何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差異，并且接受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這是很重要的，不能簡單地去求同。簡單求同，尤其對民間求同，是不現實的。
國分良成：冷戰后的國際關系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各國內政對外交的影響與日俱增。冷戰時期，由于敵友分明，國內政治對外交的影響有限。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國內政治對外交的影響大大增強了。日中關系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隨著全球化以及各國開放政策的深入展開，國內政治和輿論在日中關系中的影響與日俱增。兩國國內有各種不同的主張本身無可非議，重要的是兩國領導人作決策的時候，不該被那些徒有聲勢的極端主張或意見左右。為達到這樣的目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任何情勢下都要保證領導人間的對話渠道暢通。與此同時應努力加強民間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這對鞏固未來的兩國關系基礎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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