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應共同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主持人：這份文件標志著中日關系進入新的起點，在這份文件中又主要體現在哪些層面呢？
高洪：大家通常把這次簽署的第四個政治文件叫做新的里程碑，我覺得這是對的。中日兩國有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的官方的交往歷史也是從1972年開始，已經不短了，但是未來必定更長。兩國關系不斷地向前走，總是要有一些標志性的東西，這次的這個第四份文件就是名副其實的21世紀初期兩國關系的里程碑。它的作用實際上不光是對過去的肯定和描述，更重要的是對未來的一個指路燈或者是指向性的作用和意義。
高洪：它指明了兩國關系，過去學術界常說中日兩國鄰國不像鄰居。鄰居關系不好可以搬走，鄰國是搬不走的，兩國毗鄰搬也搬不開，摩擦、斗爭絕不是一個好的交往方式。從過去十幾年、二十幾年的交往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事實是，雙方誰都不能在摩擦、斗爭中獲利，那怎么辦？作為大國，要共同為亞洲和世界做貢獻就只能友好相處，兩國友好相處、共同發展、尋求雙贏，這是兩國民眾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是兩國長遠發展大局決定的，只能這樣做。
當然也存在很多矛盾、很多戰略利益相互敵處的問題，因為必定是不同的國家，有各自的戰略訴求，但是即便如此，也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就是第二個新聞公報里講的，在為世界和亞洲發展做貢獻的過程中相互獲利，這一定要理解準確。實際上就是雙方允許對方在和你交往中獲利，不能說絕不能讓你多吃一口，要共同把蛋糕做大，共同創造發展空間，這不僅是兩國關系要求的，兩個大國很好的發展關系對地區、周邊國家和世界都是福音。
歷史問題并沒有丟棄不管
主持人：共同文件再次強調了“正視歷史，面向未來”，對此您如何看？
高洪：第四個文件中還有很多非常新的提法，因為第四個文件一共六項，第六項當中又有五個更具體的設想。這六項當中有的談到兩國政治互信的問題，有的是對前三個政治文件的肯定。因為我們知道國家關系定位當中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走到第四步以后，我們今天的政治文件要解決現在面對的問題，但同時它又要肯定、又要繼承過去的政治文件的原則，這就是第二點要繼承過去三個政治文件。
第三就是強調了正視歷史、面向未來。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因為國外，包括日本媒體有一些不是很準確的解釋。說中國政府不再提歷史了，這是不對的。講得清清楚楚，恪守前三個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則，前三個政治文件已經把歷史問題講得很清楚了，那么我們再解決新的問題，21世紀面向未來的政治文件里并不是說我們一定要逐字逐句地重復前三個文件關于歷史問題的描述，這講得很清楚了，原則上是恪守、繼承前三個文件，既然今天是面向未來我們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歷史問題“正視歷史、面向未來”，因為歷史問題必須正視，過去不幸的歷史我們沒有能力再改變它，已經發生了，但是一定要防止不幸的歷史重演，防止再發生，所以“正視歷史”只有四個字，但是歷史問題并沒有丟棄不管，而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當然，這里也有一些雙方對歷史應該做哪些工作和如何看待的問題。我們知道兩國政府已經達成協議，學術界有一個共同歷史的研究委員會也在抓緊工作，今年夏天可能要拿出一些階段性的成果來。另外我們也希望日方能夠理解我們中國人重視歷史主要是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主要是為了讓今后的歷史，也包括今后兩國關系的歷史是一個燦爛、友好、可圈可點的歷史。當然，這里也包括我們的愛國主義還要堅持，但是我們可以“淡出歷史悲情”，我們從中吸取經驗是落點，而不是說中方完全不談歷史了，這是不準確的。
主持人：文件中還提到建立首腦定期互訪機制，這會對中日雙邊方關系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高洪：首腦定期互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現在世界形勢復雜多變的時候，政治領導人高層互訪而且把它制度化，能夠有效保證國家關系的安全、平穩發展，不讓一些小的摩擦突然變成嚴重的危機，這樣不是很好嗎？
前些天我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講到這個首腦互訪的作用，我當時想到清朝前期有一個大文豪叫魏禧寫了一本書叫《日錄里言》，那里面談到人和人應該如何處理，其實放大到國家、放大到民族也是差不多的。他講“識人不可不真”，第二條的交友原則叫“疑心不可不去”，第三條叫“小嫌不可不略”，首腦互訪就是如此，中日領導人定期互訪，小的摩擦不重要的可以超越它，相互了解，把對方看清楚，把現在存在的問題認準，這是最重要的，所以“識人不可不真”；相互之間由于戰略定位不一致，戰略過程中產生的相互猜忌、懷疑這些不必要的部分一定要去掉，要坦誠相見才能真正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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