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板經濟”為特點的浙商和以“打工經濟”為特點的豫商，兩大區域商業力量的較量，折射出區域經濟話語權的覺醒。
●在沿海產業梯度轉移的大背景下，與新浙商面向省外市場的投資標向不同，新豫商把投資目光轉向了家鄉，實現了由“打工經濟”向“回歸經濟”的轉移。
●豫商以深厚的傳統文化、傳統倫理為內核，而浙商則以市場意識為主導；豫商重守成，浙商重創新；豫商厚重，浙商機敏，兩大商幫演繹著現代意義上的商道文化。
豫商的歷史意義要遠遠大于這兩個方塊字的組合。2006年被稱為新豫商崛起元年，已經歷經的兩屆豫商大會，被看作豫商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春秋末年的“商圣”范蠡到今天的新豫商，與另一個現代商幫群體——浙商相比，豫商多了一份歷史厚重。作為現代商幫語境下的實力群體——豫商，從此走上了新商幫文化的歷史舞臺。
豫商VS浙商，兩大區域商業力量的較量，卻折射出區域經濟話語權的覺醒。兩大新商幫所衍生的商幫經濟發展形態，也成為探究現代商幫發展的兩個樣本。
代言：本土VS省外
任何一個商幫的形成都是和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機遇分不開的。從一個個偶然出現的個體，到被統一貼上一個“某商”的標簽，某個商人群體的形成首先是一個內部認同的過程，而這種認同過程往往首先基于一個相對特殊的生存環境。所以說，商幫現象不單單是一個商業現象，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現象，反觀豫商和浙商的發展也是如此。
中國古代十大商幫里，現代浙江區域意義上的商幫就占兩個：寧波幫和龍游商幫。但浙商的崛起也是近些年的事情，先是溫州商人縱橫中國商界，形成了全國人關注的“溫州人經濟”現象。浙江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縣都有人外出做老板，即使養雞養鴨，也是承擔投資風險的業主。浙江人口5600多萬，其中在外經商做生意的超過500萬之多，并以此為特色形成了“老板經濟”。
河南人口9700多萬，其中在外的農民工的就有近1700萬，也形成了河南特色的“打工經濟”。
“老板經濟”壯大了浙商，“打工經濟”也豐富了豫商群體的內涵。
2006年首屆浙商大會的召開，成為浙商抱團求大的一個宣言。《經濟視點報》記者兩次參加浙商大會，切實感受到了浙商群體的商業力量。在浙商大會上，浙江的企業家巨頭紛紛現身大會現場，雖然也有省外的浙商組團參與，但相對來說，本土的商業力量無論在人數還是在與會企業家的層次上，都更加突出，體現了浙商企業家群強勢崛起的現象。
豫商大會也走過了兩屆，相比來說，省外的豫商熱情要高于省內豫商。第二屆豫商大會到會800多人，省內豫商只有180多人，豫商大會更多意義上成了省外豫商了解家鄉、投資家鄉的平臺。與浙商的整體實力相比，豫商更多的集中在中小企業群體，雖然有雙匯、安鋼、永煤這樣的超百億企業家群體，但是河南的民營經濟整體還處在發展階段。豫商缺少強勢企業家群的支撐，也曾使“豫商”這個概念遭遇“偽命題”的非議。
有專家認為，豫商的崛起始于三方面力量的助推。
首先是時代的召喚。大的商業環境的形成是豫商興起的背景，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部分河南人從離開家鄉外出打工到自己創業，經過不懈的努力，20年后，他們已經成為當地商界的佼佼者。
其次是政府的扶持。2004年，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陳義初提出“河南人經濟”這一概念，親自參與一些省外豫商組織的建設，形成了網聯神州的河南商會。如今，全國已經登記注冊的河南商會達到17個，還有七八家正在運籌中，政府的扶持使豫商群體布局全國。在今年的豫商大會上，河南省政府又提出了建設河南省豫商聯合總會的構想，使豫商作為一個區域性商業群體擁有更多社會話語權。
再次是媒體的助推。從2003年《經濟視點報》新豫商周刊創刊至今，河南媒體對于省內外豫商的大規模報道使得豫商群體浮出水面，引發了全社會對豫商的持續關注。
走向：回歸VS向外
連續兩屆的浙商大會不但評出了浙商眼中的“最佳投資城市”，而且還形成了詳細的浙商對外投資報告，鼓勵本土的浙商走出去，開拓市場。
在《2006年浙商投資報告》中記者看到，依托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浙商商會，浙商從投資環境、政府效能、市場機會、競爭狀況幾個方面建構了詳細的對外投資指南。一位研究浙商的學者指出，浙商在經歷了單打獨斗的原始積累階段之后，進入了抱團發展的新階段。
與豫商的回歸投資相比，浙商不愿意回鄉投資。一位在外地的浙商說出自己的想法，浙江已經是個市場化非常發達的區域，很難找到賺錢的商業機會，如果回來發展還牽涉到政府、社會關系的問題，離開家鄉時間長了，這些人脈關系肯定沒有本土的企業家熟悉，這樣競爭起來自己就會吃虧。況且中西部地方那么大，機會遠比家鄉多，為什么要回來做？
而絕大多數省外豫商的發展卻是另一種景象。深圳鵬威國際的董事長單森林早在2005年就把自己生產電器元件的工廠從深圳搬回了老家南陽，他解釋說，深圳現在的人力、土地、水電成本在逐上漲，把工廠搬到后方，把銷售設在深圳，這樣企業就會贏得更大的市場空間。
在沿海產業梯度轉移的大背景下，廣東、上海的許多豫商已經把項目的目光轉向老家。在今年4月河南省政協組織的扶持豫南計劃的“4＋2”經濟論壇上，兩地豫商共向河南投資80多個億，形成了“回歸經濟”。從“打工經濟”到“回歸經濟”，省外豫商正由青澀走向成熟。
文化：厚重VS輕靈
中國商人始祖王亥是商丘人，中國商圣范蠡是南陽人，除此之外，在中原大地還流傳著儒商始祖子貢、愛國止戰商人弦高的故事。在豫商厚重的歷史文化基奠中，傳習農耕文明而形成的保守性格也使得豫商在創新上略顯不足。河南人經常有一句口頭語“丟不起那人”，表示對有些行業的不屑。而浙江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兩板精神則被媒體廣為傳頌。再微不足道的行業，再低微的職業，只要有浙商參與，馬上就變成一個閃耀光環的職業。
河南人依托廣闊肥沃、耕作條件優越的平原，選擇的是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形成了純粹的農耕文化。從天下糧倉到大廚房，河南人津津樂道自己祖先幾千年來傳承下來的農耕成果。
浙商的生存環境遠遜于黃河滋潤的中原，所以浙江人早就形成了嫁接資源的本領，用市場經濟的眼光發現商機。在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個關于浙商的段子：一個外星人來到地球之后，北京人說：“你們那兒實行什么政體？聯邦制、民主制還是封建制？”上海人說：“哇，你身上這件衣服好酷！是今年的流行款式嗎？”廣東人說：“你們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弄點來嘗嘗。”浙江人說：“你們缺什么？有什么生意好做？隨便什么地方，我們都可以過去的。”這就是典型的浙商精神。
兩種生存方式最終塑造出兩種不同的文化個性：一個厚重，一個輕靈。豫商以深厚的傳統文化、傳統倫理為內核，而浙商則以市場意識為主導；豫商重守成，浙商重創新；豫商厚重，浙商機敏，兩大商幫演繹著現代意義上的商道文化。(作者：劉九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