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朋先生悄然進門。隨后他用非常地道的老上海口吻打招呼：儂好。他項上的紅色圍巾，在漫溢著一種迎接新年的氣息；那是有根據的，如今，張先生身上的肝，是“別人”移值過來的。張先生聲調低微，毫無喧嘩之氣，然言談中內涵扎實。
張先生是愚園路的“出身”，極為有名的一幢歷史保護建筑的旁邊，是他的老宅。愚園路是出“長恨歌”的地方，當然是有根有底的。張先生聽懂了我的話，但是他不接我遞上的話題，他轉了個向，說道：我現在還是個香港著名教授的研究生，專門研究王安憶的小說，“上午我剛和王安憶見了面，談得很有味道”。
這一天晚上的碰面，為的是來“聊聊”張大朋先生新出的一本小說。小說名曰《黃金路》，副題是：一個億萬富翁發跡史。
“文革”結束，張大朋即與太太去了香港。經營化工產品。上世紀90年代，張先生被診斷為肝病，非常嚴重，以至到了一定要換肝的地步。他多次去美國，以求最佳的治療。張太太說，40萬美元打到美國的賬上，還不夠用的。張先生說，現在這樣的針劑，百元人民幣即可搞定。
在生命之弦沉沉欲斷的日子里，張先生在紙上“涂鴉”。這是他從來沒有干過的事情。最先寫下的文字，是患病體驗。因為彼此相憐，他把這些文字給了病友，在生命邊緣的人們，大概是人類之間距離最近的朋友。自己文字的被閱讀，引動了他的一種感懷。除了病，我還可以寫寫“別的”，小說《黃金路》由此而來。
作者和編輯將《黃金路》定位為小說，而我以為，這是一本以第三人稱出現的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紀實文字。文字中的主人翁，是一位從化工廠推銷員做起的年輕人，后成為擁有多家企業的富翁。我有點驚訝，這是一本迄今我所看到的，真正從國營工廠經濟運行過程、生產關系分配要素（國家企業利潤的獲得和干部及下屬個人推銷回扣分成）、中國民營企業原始積累，甚至達到一定發展時期，民營企業主和政府如何“結親”的詳實記錄。沒有很多的形容詞，沒有很多的人生感慨，更沒有花哨的“觀點”。就是記錄。
張先生也說到了，這本書中寫了主人翁與4位女性的關系。書中體現的，也是記錄。沒有“欲仙欲死”，沒有山崩地裂，展示的緣分也就是水流天成而已。
書中當然有想象。但是，這是一本沒有“文人色彩”的著作。如果不經歷過生命的曾經“斷裂”，張先生恐也不會寫下如是文字。人間難有大徹大悟，而風清云淡是可以做到的。如是況味有著上海特色。
當代作家，面對復雜、隱秘的經濟運行過程（宏觀、微觀都是一樣的），不介入，不身受，于是就不知道，不了解，再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化之巨，更使得我們在相當時間里，鮮有以城市經濟、企業變革為內容的優秀作品。許多寫家往往只能以建設項目為背景，用主觀歌頌和道德譴責來敷衍自己的筆墨。這是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當中的文化缺席。《黃金路》不是一本宏大意義上的著作，但這本書的價值，在于它所寫的近年真實的經濟運行“內幕”。
章含之為張大朋的這本書作序，有著張先生是她妹夫的緣由。章含之的序中寫道：“張大朋的這部小說，涉入了文學創作中一個新的題材領域，它比較成功地描述了20多年來民營經濟成長的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當中涌現的典型人物。他們中的主流經過實踐的磨練和深刻的反思，逐漸成為改革開放中不可缺少的新的社會經濟力量。”
張大朋以一個非專職文學寫作者的身份，截取生活經歷的“部分”，寫作成書，人和文字共同回滬，使我們獲得了一個了解上海籍市民的商業型特征，如何在新時期得到重新展示、走向世界的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