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工商聯
作 者：潘君祥//段煉|主編:壽樂英
類 別：經 濟 -> 財經管理 -> 貿易經濟
開 本：16開
ISBN：9787801934925
頁 數：335
出版日期：2007-07-01
第1版 第1次印刷
市場價： ￥39.8 元
內容提要
古今中外的商業競爭。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是文化的較量。是精神的博弈。本叢書講述近代中國(有的商幫上溯到明清時期)各地商人的傳奇故事。展現豐富多彩的經營之道、處世之理。在對中華商業文化的內容和精神做深入發掘總結，為當今商人群體的成長和成功提供歷史借鑒。
歷史有傳承，文化有根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中國商人和消費春．中國特色經營模式和消費方式。都與我們的前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都與我們的國情鄉情密不可分。弘揚各商幫和各地域商業文化的特色，對于當今打造名省名市名街名企名店名商，實施特色競爭、差異定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十幾省市專家學春精心打造，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商業史學會指導支持。本叢書視野開闊·氣勢雄渾，史論結合。深入淺出，圖文并茂。賞心悅目。既是政府官員的歷史讀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經營指南．還是文化愛好者的收藏佳選。
導 語 目 錄 前 言 后 記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滬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0世紀初，滬商已經是全國實力最強的商人群體，滬商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創造者。敢為人先和創新開拓是滬商創業和發展的靈魂。傳統在現實中彼他們恰當地改造，時尚在平凡中為他們適當地吸收，海納百川、融合中西的理念在社會生活中被他們瀟灑地運用，這就是人們稱之為的“海派”。
序言
第一章 滬商崛起的天時、地利、人和
1．1 一個近代崛起的工商都市
1．2 吳淞江造就的古青龍鎮
1．3 東南都會，江海通津
1．4 在炮火中被迫開放
1．5 卷人世界大市場的新式商業
1．6 萬商云集：來自各地的顯赫商幫
1．7 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
1．8 從“幫派”商人到“海派”滬商
1．9 多元性、開放性、愛國情
第二章 遠見卓識的創業思路
2．1 沙遜家族：目光投向房地產業
2．2 慎昌洋行：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的橋梁
2．3 顧松泉：首創第一家華商西藥房
2．4 冼冠生：近代中國食品工業的開拓者
2．5 銀行創辦的中國旅行社
2．6 商務印書館：“借雞生蛋”的創業思路
2．7 中華書局：把握機遇，開拓創新
2．8 先施公司：國人創辦的第一家環球百貨公司
2．9 不斷創新的新興行業
第三章 追求卓越的名牌戰術
3．1 兵船牌面粉和人鐘牌棉紗
3．2 禮查飯店：引領近代旅館業潮流
3．3 技術取勝的佛手味精
3．4 小小六神丸，創出大名牌
3．5 龍騰虎躍的龍虎人丹
3．6 請依試一試：鐘牌414毛巾
3．7 五和織造廠的鵝牌棉毛內衣
3．8 王開照相館：孫中山奉安大典的拍攝者
3．9 從“一毛不拔”到“長命牌”
第四章 點石成金的經營理念
4．1 五金巨子葉澄衷的誠實發家之路
4．2 英美煙公司：跨國公司的經營管理體制
4．3 引進近代企業科學管理制度的穆藕初
4．4 “小小銀行”出身的大銀行家陳光甫
4．5 信誼藥廠的人才開發和智力投資
4．6 康元制罐廠的科學管理方法
4．7 順應上海人口味的海派西餐
4．8 近代新式會計制度的推行
4．9 人無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精，人精我特
第五章 五花八門的廣告推銷
5．1 “精益求精”的精益眼鏡店
5．2 引人人勝的三友實業社國貨廣告
5．3 用40000號電話號碼打造的服務品牌
5．4 從有點滑頭的艾羅補腦汁說起
5．5 招牌之爭：大舞臺對過“天曉得”
5．6 鶴鳴鞋帽：從1947年商業有獎征文說起
5．7 遮天蔽日的視覺廣告
5．8 聲聲入耳的電臺廣告
5．9 路牌廣告大王榮昌祥
第六章 敢于拼搏的競爭氣質
6．1 聯合同業、抵制外貨的火柴大王劉鴻生
6．2 一生開發國貨日用化學品的方液仙
6．3 打破外商壟斷的“三北”輪船公司
6．4 趕超“亞司令”和“飛利浦”的“亞”字牌燈泡
6．5 搬走“鐵錨”的“三角”牌毛巾
6．6 壓倒“祥茂”的“固本”牌肥皂
6．7 敢同“蜜蜂”周旋的“英雄”牌絨線
6．8 叫板“奇異”的國貨“華生”電扇
6．9 敢同“鄧祿普”競爭的“雙錢”牌輪胎
第七章 搏擊商海的企業絕招
7．1 永安公司：數豆子數出了一個大公司
7．2 走上內遷之路的“鉛筆大王”吳羹梅
7．3 籌資有道、生財有方的新亞藥廠
7．4 一生與金筆結緣的湯蒂因
7．5 美亞織綢廠的外銷經營策略
7．6 個個有絕招的“三大祥”
7．7 董竹君和服務一流的錦江傳統
7．8 追趕時尚的鴻翔時裝公司
7．9 重道不重財：徐重道國藥號的經營術
第八章 做大做強的大亨之路
8．1 面粉和棉紗的雙料大王榮氏兄弟
8．2 吳蘊初的“天”字號化工企業
8．3 抵制外商吞并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8．4 劉鴻生的企業大王之路
8．5 永安聯號：百貨業龍頭集團的經營擴張
8．6 皂藥聯營的五洲大藥房
8．7 棉鐵聯營的嚴慶祥
8．8 扎堆競爭，做大做強的中華商業第一街
8．9 企業大亨和近代公司制度的引進
第九章 海派商人面面觀
9．1 日趨現代化的消費觀念
9．2 融匯中西：滬商的教育背景
9．3 傳統與新潮：滬商的衣食住行
9．4 滬商的婚喪嫁娶與歲時習俗
9．5 虔誠的教徒：滬商的宗教信仰
9．6 大亨的排場：杜家祠堂落成典禮
9．7 復興昆劇的元勛——穆藕初
9．8 藏寶于民：滬商與文物收藏
9．9 “洋涇浜英語”：滬商的特有語言
后記
參考書目
叢書編后記一
叢書編后記二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滬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毋庸諱言，上海的古代歷史并不是十分顯赫和輝煌的。宋代設鎮，元代設縣，在明代才筑起城墻。在宋代，上海鎮充其量只能自詡為“小杭州”。在明清時期，長江下游地區的經濟重心不在上海而在蘇州，上海還只是“小蘇州”。那時的上海自然也孕育不出顯赫的滬商。
在炮火中的被迫開放，既是上海城市發展的契機，也是滬商興起的“天時”。西方東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激活了上海固有的那種枕江靠海的“地利”。在巨大的商機中，本地商人包容中西的稟賦和外來移民善于吸納的習性，給滬商隊伍進一步提升自身素質創造了機遇。
近代上海的移民，不同于“闖關東”，也不同于“走西口”。
山東漢子外出逃荒，苦力勞作，養家糊口，尋找的是龍興之地的富饒。“走西口”的民歌唱的是山西漢子的艱辛和悲涼，也見證了成功晉商的輝煌，但這些成功者畢竟還只是封建性的 “皇商”。不少上海的商家移民，攜資而來，看中的是上海作為大城市的市場機遇。上海的移民，為商者是城市經濟的開拓者，為工者是城市的實際建設者，他們一同體現著一種先進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同是上海這個現代城市的締造者。
正如當時人們所說的那樣，近代以來，“中外締交，華夷錯處”，“峨舸大艦，捆載百物，販運往返，萬里若咫”，“商幾非昔之商”。昔日的“小蘇州”變成了聲名顯赫的“大上海”。
于是，近代滬商以其前所未有的面目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近代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的城市地位迅速提升。開埠之初，上海一地每年的對外貿易總額一般要占全國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雖然以后隨著開放口岸的增加，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一般也要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是說，全國對外貿易的一半以上是操于滬商之手。以工業生產為例，根據1933年的一個統計，上海的工業總產值約占全國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不同的行業來說，酸堿等重工業，上海約占全國產值的四分之一，棉紡、棉織、毛織、面粉、卷煙、機器制造等約占全國的百分之四五十，印刷、制革占全國的百分之六十，制藥、造船、電器用具約占全國的百分之七十，這種工業實力是當時全國所有其他城市都無法相比的。
巨大的貿易和工業規模造就了數量空前的滬商隊伍。迅猛發展的對外貿易，培育了上海的進出口商隊伍；隨之而來的近代實業的崛起，給滬商充實了更多的工業巨子；接受了東、西方近代科技和理念的“海歸派”企業家，更給滬商源源不斷地輸送著新一代的掌門人。
西學東漸，八面來風。滬商既傳承了外洋移植的種種“基因”，也吸納了神州大地商界輸送來的商界“精英”，他們成為新一代的“海派”商人。
20世紀初，滬商已經是全國實力最強的商人群體。1902 年，滬商就已經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商會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1904年它就正式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有中國“第一商會”的美稱。1905年，因當時美國政府野蠻地推行歧視華工的政策，上海商務總會毅然決定兩次先后通電漢口等全國 21個和35個大城市的商會，共同抵制美貨，發動了反美抵貨運動，從而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由資產階級直接領導的政治運動，這一事實證明，以“第一商會” 為代表的滬商已經成為全國商界的領頭羊。
滬商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創造者。20世紀20年代，上海《申報》的一篇關于總商會的專評頗能代表當時滬商引領歷史潮流的氣派，它說：“無論何種事業，皆當隨世界新趨勢而進，若不問世界之趨勢若何，仍以數十年前之舊腦筋、舊眼光辦理數十年后之新事業，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業一事，息息與世界大勢相關，又況乎上海之商業更與世界商業密接，故為商會領袖者，須有世界之新學識、新經驗，又能有熱心、毅力之做事，而后才能競爭于商戰潮流之中，商業漸有起色之望。” 海納百川和融合中西是滬商不同于其他舊式商幫的第一個特征。近代的上海是遠東人口最多的城市。外僑的國籍多達50 余國，外國僑民最多時達15萬人。移居上海的內地居民的省籍也有23省之多。滬商的主體來源于國內移民，但他孕育和崛起于世界商品流通的大市場中，這就培育了他海納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開埠后，上海華洋雜居，“來游之人，中朝則十有八省，外洋則二十有四國。”從華商接觸到的國際貿易來講，既有現貨、期貨的不同交易，付款的方式也各不相同，還有種種不同的信用制度和保險方法需要滬商去應對。其內容涉及到商品、航運、金融、保險等各種領域，凡此種種，均需同外商的國際貿易規則一一接軌。所以，滬商的崛起過程也是向國際同行學習的過程，即不斷地對外吸納，對內融合的過程。
海納百川和融合中西的理念由此成為滬商應對一切變化和發展自己的重要信念。
敢為人先和創新開拓是滬商創業和發展的靈魂。上海是近代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交流最主要的通道。凡西方新思想、新技術、新設備、新制度的引進，首先就在上海出現。
上海出版的各種報刊書籍隨時可供參考，外資企業的示范處處可資借鑒。這就造就了滬商見多識廣、開拓創新的有利條件。
上海原有的本地商人既對內地客商持接納的態度，自然對外商也采取包容的心態。“樹挪死，人移活”，滬商中的新移民脫離了原籍的舊思想、舊法規的束縛，為謀利和生活而來，對新的生產和經營方式更沒有那種心理上的抵觸，對各種新的事物自然就更加容易接受。于是，新興行業的創建，新式會計制度的引進，新式股份制公司的設立，在上海灘就更加容易成功。敢為人先使滬商在創業中占得先機，創新開拓為滬商的發展擴寬了道路。
追求卓越和敢于競爭的氣派是滬商從事經營活動的突出特征。市場經濟是一種催人奮進的經濟，又是一種提倡競爭的經濟。企業家想在市場的博弈中贏得勝利，就必須使自己的產品物美價廉，取得廣大顧客的認同。名牌產品的創立就是企業家在產品制造中不斷追求卓越的結果，其根本核心是企業經營也要不斷地追求卓越，也要不斷地創新。市場是企業家用商品進行搏殺的競技場。以生產商品來論資排輩，外商企業應該是老師，滬商的民族資本企業只能是學生。但市場競爭是沒有師生輩分之分的，論質量就看誰過硬，看價格就論誰低廉，有過硬的產品才有自己的市場。質量的競爭，價格的競銷，聯合同業，抵制壟斷，劃分市場，國貨和洋貨的一場場競爭，反映了滬商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奮進理念，他們的這種精神至今仍然是我們民族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洋溢的愛國精神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是近代滬商具有較高素質的又一明顯特征。滬商海納百川、融合中西理念的生成并不磨滅自身的愛國熱情。就是一批批渡海留洋的“海歸派”滬商，接受了先進的西方理念，但精神本質大都沒有被完全西化。他們引西方文明之火，增中華實業之輝。愛國的滬商在“實業救國”和“設廠自救”熱潮的鼓動下，不甘心仰人鼻息，販售外貨，以愛國精神和社會責任為指引，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權”為己任，紛紛投身實業，做大做強，走上了企業發展之路。愛國意識的提升和社會責任感的萌發使滬商的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他們已經超越了自己前輩的那種比較單純的修橋鋪路、救災濟賑式的社會回報方式，更加注重發展與企業有關的公益事業，特別是文化、科技事業。吳蘊初“天”字號企業集團在1929年就和范旭東等共同贊助北京的中華化學工業會，并支持其南遷上海。創辦中華工業化學研究所，并發行中國第一家化學工業雜志《化學工業》。他還參與創辦了中國工業標準化協會，支持發行會刊《工業標準化》。他創辦中國第一家教育基金會——清寒基金會，獎掖化學化工專業優秀學生和名牌中學化學成績優秀者。1933年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工業安全》雜志，關注安全問題。此外，他還資助了一批大學、大專、中學、醫院等文教衛生單位。其他滬商也有相當突出的表現。
上海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帶動了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全面發展，也推動著城市的近代化進程。
從甲午以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瀝膽，慷慨激昂，一有舉動，輒影響于全國，而政府亦為之震驚。故一切新事業亦莫不起點于上海，推行于內地。斯時之上海，為全國之所企望，直負有新中國模型之資格。”1911年《民立報》刊出的這段言論概括了當時上海在全國的地位。
正是因為有了滬商，有了這些有識之士，上海的影響遍于全國。正是由于上海的這些影響，上海的滬商連政府也要為之側目。上海商業的競爭力大大提升，上海工業的競爭力不斷加強，上海城市的綜合競爭力也蓄勢而上，上海成為全國新事業的倡導者，上海成為新事物的領頭羊。
說起商人，人們往往會用“唯利是圖”、“勢利小人”等語言來概括形容。其實，在商言商，做買賣總是要講究賺錢的，這就是所謂“千做萬做，虧本生意不做”的道理。用一句古話來說，就是要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關鍵在于得講究一些原則，要講一點商業道德，凡事總有一個度。對顧客買賣要講究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取之有度；對同行應該實行公平競爭，講究規矩，合義取利；對社會應取之有道，奉公守法，樂善好施。黑心奸商坑蒙拐騙、摻雜做假、以次充好、短斤少兩的不道德商業伎倆只能得逞于一事一時，終究是要被社會和顧客拋棄的。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隨著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在社會生活和商業活動中法制規則日趨嚴密，遵守這些法制是社會公眾和行業同仁的共同要求。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滬商由于與市場經濟并存，除以上的主流特征以外，其習性也必然魚龍混雜，良莠不一，有高下不等之分。
滬商具有善于創新的特點，但是這種“創新”也往往帶有急功近利的一面。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因為缺乏堅韌的開拓意識和執著的科學精神，那種急切的“創新”牟利，很容易轉化成赤裸裸的“投機”。滬商中就有那么一些商人，往往被人們稱為“滑頭商人”或“投機商人”，就是這種表現。
市場競爭的激烈，生活壓力的不斷增加，也導致滬商在生意場上過于斤斤計較，以致有時連大局也不顧，“錙銖必較”，被人們視為“精明而不高明”。
記得一個哲人在談到已經奪取了政權的工人階級應該如何前進時說道：他們應該“把資本主義所積累的一切最豐富的、歷史上是我們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識和技術，由資本主義的工具變成社會主義的工具。”由于這些文化、知識和技術需要人們去鑒別，把它們變成社會主義的工具更需要人們去研究，因此這是一種“最吃力的任務”。如果本書在人們鑒別和研究這些文化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東西，也算實現了作者最初寫作研究的愿望。
需要說明的是，限于篇幅和時間，本書不可能對滬商的全部特征都進行分析和敘述，內容上就有倚重倚輕的地方。譬如從中國近代法制化的進程來講，滬商還是一支法制觀念較強的隊伍，影響所及，使尊重法律、重視契約的觀念在上海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時尚。再譬如，對滬商的重要組織上海總商會、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等也還應該有相應的研究。
本書自然是拋磚引玉之作，我們期望著有更全面的著作出版。對于本書存在的不足和錯誤，我們自然期待著讀者的批評和意見，以便把這項鑒別和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現在的《話說滬商》文稿相當一部分是我原來經常想做的科研項目《近代上海企業家經營謀略研究》的一部分。
那時，我們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考慮到該課題在上海史的研究中占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近代上海企業家的經營謀略既是上海近代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整個近代上海城市的發展產生過極大的影響，也為今天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歷史的借鑒。例如經營的誠信問題、產品的質量問題、創建名牌問題、企業經營的融資問題、企業的科學管理問題、商品的宣傳廣告問題、技術創新問題等，尤其是海派商人和外商的激烈市場競爭至今仍發人深省。所以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為我館的陳列內容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素材。
正巧，時任我館宣教部主任的朱小華同志也有同樣的想法，于是我們走訪了包括天原化工廠、冠生園食品廠等一批老企業，甚至連一部分研究經費也有了著落。我的這個研究設想，后來也受到上海氯堿化工公司領導的支持。只是我常常苦于事務性工作較多，自己分身無術，實在是終年窮于應付，還生怕在工作上有什么閃失，始終沒能啟動這項研究。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的壽樂英同志早在2002年時就經常和我們聯系，積極推動該課題的上馬。2005年，我擺脫了壓在身上的事務性工作，開始恢復這一課題的探索。
這時，已經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段煉同志也有志于這一課題的研究，特別是有關社會史方面的問題探討。
于是，他承擔了本書共27節內容的撰寫任務，并負責選編了相應的一部分上海商業諺語和竹枝詞。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書稿終于大致完成了。在工作中，我們還發現有的選題以后可以進一步探討，有不少問題今后還可以補充研究。我們的工作受到一些同志的支持和關心，他們是錢宗灝、范文海、裘爭平、徐亞芳、張文勇、張宇、陳曾年、高妍等。他們有的提供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有的提供了自己已經出版的著作、論文、圖片，有的給我們以電腦技術上的支持，使我們得以如期完成書稿的寫作。
在此，我要向所有曾經支持過本課題研究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謝意。
至于本書中的不足和失誤，當然和他們無涉，應該由我來負責。
此項研究為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研究項目的一部分。
潘君祥 于丁亥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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